政府采购缘何走不出困境

靠岸

　　在当下中国，我们必须习惯的一件事就是“数据打架”。几天前有媒体报道，通过政府采购的方式，广东上半年完成采购额52亿元，采购省钱近7亿元。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据昨天某媒体报道，通过政府采购的商品有许多比市场价格还要贵，如一个服务器政府采购价格38000元，市场价却是31000元，政府采购价高出近三成！而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去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近3000亿元，可以想见，只要有关政府采购的统计数据稍有出入，其涉及到的国家财政资金也将是一个天文数字。

　　从近年来实行的政府采购新举措来看，其初衷主要是为解决原先预算支付体制下的财政僵硬和采购腐败问题。加上采购改革的其他相关举措，我们对政府采购一度抱有极高的期许———政府采购可以通过集中采购、公开竞争，降低采购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从而创造出非凡的制度效益———许多西方国家有着这方面的成功经验。

　　但事实上，新采购制度推行的这几年来，所谓“制度效益”并没有完全实现：既没有堵住商业贿赂的道路，也没有制止采购成本的不适当上升以及纳税人金钱的浪费。其原因有多方面，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使是一种初衷良好、本身也设计合理的制度，仍需要配套制度的支持和制衡，否则所谓“阳光采购”在不合理的体制环境下，也将有可能成为新的腐败和浪费的温床，所谓“制度效益”也无从发挥。

　　目前看来，威胁到政府采购正常进行的因素主要有：

　　首先，权力集中化使得政府部门无法有效杜绝商业贿赂和防止采购腐败。目前政府部门的采购权力过度集中于个别领导。即使有财政部门监督，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一般来说只要不是明显不合理采购，财政部门还是会放行。在权力缺乏监督的情况下，腐败就产生了。有媒体评论，在抗非典中有一定贡献的罗耀星在政府采购过程中“一锤定音”的作用，使其成为疫苗供应厂家、商家的重点“公关”对象，最终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堕入腐败。而2001年1月－2006年7月审结涉及政府采购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22件22人，其中3人涉及单位负责人，涉案金额合计921.23万元。今年以来，这类案件从数量和级别上看都有猛增的趋势。这些问题的症结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权力的集中、不透明。

　　其次，采购体制的细节不完善、不统一，各自为政。目前我国政府采购的申报及审核程序、采购信息公示程序、专家评委会产生的程序、招、评标办法、采购档案管理等方面都极为混乱和不统一，极大伤害了政府采购的公信力和它本该达到的社会经济效果。除非出台更加细致的支持性和细节性法律，以落实行政目标，才能保障政府采购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够依法进行。

　　再次，政府采购的监督缺位。在政府采购过程中随便花钱、浪费的情况屡有发生，但无人为此负责，这次政府采购服务器价格高出市场价如此之多，就足以说明问题：采购人缺乏控制成本的动机，也没有机制对采购效益作出规范化的评估。在西方国家，政府节约意识的存在不是因为政府官员的素质有多高，而是因为纳税人意识很强，也有条件去监督政府是怎么花钱的。如果在一个社会中，纳税人没有直接或间接监督财政资金的机会，那么纳税人的监督意识就培养不出来；如果纳税人的监督意识培养不出来，那么政府的自我节制的意识也就培养不出来。所以，作为一种社会公共的事业，政府的采购意识的提高，采购行为的公开、公正、透明，只有在尊重社会公众的正当合法权益、广泛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成为一种真实。

　　由此可以看出，饱受争议的政府采购过程其问题的症结在于，为解决行政权力集中的问题，就必须要推动政务公开和行政体制改革；为完善政府采购的体制性细节，就必须要全面改革财政支出管理体制以及相应的法制建设工作；为加强社会监督计，就必须要完善纳税人监督体制、广开渠道实现广泛的社会和新闻舆论监督。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前提性的体制问题，则再高调精密的政府采购改革也会形同虚设，新制度本该产生的效益也无从实现。也就是说，政府到底能不能买到一台价格合适的电脑这样的小事，实在是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结果，而非一个政府采购机制的改变所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