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草根今日谈31期：延长退休年龄，是不是又一次的“共度时艰”

初生雪莲

推迟退休年龄只有利于提高官员的幸福指数
        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的官员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同样也没多少人否认中国的草民幸福指数不是世界最低也是排名末尾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反相关问题。即前者越高，后者就越低。
　　但这还不够。正如马太效应所说的那样，已经有的，还要给他更多，没有的，连你仅有的一点也要剥夺。这不，据说有人大代表提出要提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年龄了，人社部也开始放风试水，并且据说还得到同类的共鸣。
　　让我们分析一下提高退休年龄对官员和草民分别有哪些利弊。当然先说官员了，因为“让领导先走”是中国特色。
　　1 大多数官员不学无术，退休后无所事事；纯粹的行政官员自不必说，就是因业务而提升的官员，也早就将业务当成垃圾扔进垃圾桶。一个人，特别是老年人，如果没有一个自己的专业特长或爱好，退休就意味着人生价值的终止。所以说推迟退休年龄有利于提高官员的幸福指数。
　　2 推迟退休年龄有利于官员的健康和寿命。官员早退休早死，这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一个普遍现象。一旦从呼风唤雨的岗位上退回门可罗雀的家中，那种悔恨，那种怨恨，那种失落，那种孤独，那种郁闷，那种不甘，那种世态炎凉…很快就会将他们折磨的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所以说推迟退休年龄有利于提高官员的幸福指数。
　　3 推迟退休年龄，有利于官员持续进步。虽然官员退休几乎可以享受与在职一样的工资待遇和公费医疗，但中国的官员可曾把区区有数工资放在眼里（“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此之谓也）？一旦退休，莫说飞扬跋扈之威风不再，就是光吃喝嫖赌的开支找谁去报？还有，那么多二奶怎么供养？虽然退休之前已经有了足够的储蓄，但坐吃山空的恐惧还是会时时袭扰心头。更主要的是，早早退休，彻底堵死了继续为人民服务（有人又称“被人民服务”）路子，从此不能继续爬升，以致无法体验更高一级的为人民服务之快感。所以说推迟退休年龄有利于提高官员的幸福指数。
　　再看看推迟退休年龄对于草民的利弊：
　　1 当今就业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入职公务员几乎等同于中彩票（我说的是普通草民的子女），虽然老年人退休空出的位子不一定就能提供给他们，但至少也是一种希望，万一有潜规则之漏网处，平民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上位的。
　　2 草民退休，正好颐养天年；或含饴弄孙，或安享夕阳之红，或上个老年大学之类消遣消遣， 不亦乐乎。
　　3 草民如果早退休，则可乘年富力强尚有精力选择创业或再就业，以便为失业的儿孙挣几个活命钱。但连这个路子也堵死了，那他们也只好等退休以后直接走向坟墓了。
  
草民为什么不愿再“共度时艰”了
　　“共度时艰”好像是个新词；但也许是古已有之，那样的话，就是我这个咬文嚼字专业户的孤陋寡闻了。
　　坦白地说，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是把“时艰”听成“时间”的。就心想，不是说在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吗，这还有什么共度不共度的。上网一查，才知道此“时艰”非彼“时间”。
　　网上对“共度时艰”的解释是：共同度过阶段性的艰难。原来共度时艰就是官民同心，一起度过阶段性的艰难岁月。咋一听，我几乎就要泪流满面了！是啊，平时高高在上高不可攀高视阔步高屋建瓴高车驷马高冠博带高深莫测高处不胜寒的公仆，突然饱含泪水地对你深情地说：“兄弟，让我们共度时艰吧”！你能不“泪飞顿作倾盆雨”吗？
　　眼下，国家养老金出现了巨大的缺口，又一次“共度时艰”的机会不期而遇地来到老百姓的面前。但出乎预料的是，这一回，不分左右，几乎是所有的草民都显示出了极端的不配合。当然，作为官僚阶层，他们还是大多数显示出了不同于一般百姓的极高的思想觉悟，纷纷表态要与政府“共度时艰”的。
　　为什么老百姓不与官员齐心协力同舟共济“共度时艰”了呢？原来，老百姓看到官僚阶层豪宅若干，二奶若干，外加全家族的鸡犬升天，现在竟然要与我等屁民“共度时艰”了，顿时感到一阵极大滑稽感的悲哀。虽然我们知道贪官与屁民有着共同的时间，但我们更知道两者没有共同的空间。当一位六七十岁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正在烈日下复习“汗滴禾下土”的时候，有多少孙子辈的贪官正在KTV或酒桌上挥金如土？
　　虽然“共度时艰”一词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官员，但我很怀疑其发明权是否会是他们。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官员们何时会有“时艰”。“时艰”者，不外乎吃喝住行之艰难也，此类“时艰”，官员有乎？所以可以推断，“共度时艰”只不过是尚未跻身官员队伍之秘书的发明而已。当然，官员们虽然平日里总是前呼后拥呼风唤雨，到也难免有烦恼的时候。对于贪官来说，“时艰”不外乎是二奶嫌给的钱少，吵吵着要去告密；或者工程款回扣分赃不均，或者“采阴补阳”工程离99圆满还差几个等等。而百姓的艰难则是生不起孩子上不起学就不了业买不起房子生不起病乃至买不起墓地。而且，百姓的艰难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也就是没有什么“时艰”，而是毕生的艰难。
　　也许有人会说，国库里的银子少了，贪官的胃口也就会相应地缩小点吧。照这个逻辑推理，如今富得流油的资本主义的贪官岂不是应该最多最大了？
　　当然，大部分人也都明白，台上的官员“共度时艰”的道白往往是和尚念经而已，所以也就姑妄言之姑听之了。但的确也有一部分人，一听说“共度时艰”，就以为人家从此洗心革面洗手不捞了，于是泪流满面地山呼万岁起来。尤其可怜的是被称作“五毛”的那些人，明明知道主子与自己的距离，但为了养家糊口或改善伙食，竟然昧着良心为贪官们擦屁股，其身体之劳顿，其心灵之折磨，实非常人能够承受。
　　就像有网友调侃的那样：“三十年前你们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我们信了;二十年前你们改为‘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我们依然可以接受，十年前你们彻底颠覆了过去的承诺，改成了‘养老不能靠政府’，我们认了!现在我们老了，又说适时推迟养老计划!我们该信谁?”于是，又有网友提出了自己的担心，再过几年，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口号：“不管有多老，也要养政府”？
　　我要说，贪官们，等你们携款外逃的时候，我们就连共同的时间也没有了，因为我们之间又多了一个时差。
府
不要总是紧盯老百姓的裤腰带
　　记得有一首歌的歌词是这样唱的：“打天下，坐江山…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牵挂……”不知是谁，就恶搞成“老百姓的钱包是政府永远的牵挂”。虽然是恶搞，但却从某种角度说出了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政府每遇到因为失误而导致困难的时候，总是要从勒紧老百姓的“裤腰带”角度思考解决方案。
　　这种“思维定式”似乎是一贯的。早在“三年大饥荒”时期，我们的政府就狠狠地勒了一次老百姓的裤腰带了。据说那次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主要是要还因为抗美援朝购置军火而欠下的苏联债务。请允许我引用一段网上荡来的史料，看看我们的政府是如何一贯以“勒紧腰带”来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的。
　　1959年中苏领导人出现了一系列争吵，尤其是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争议也被怀疑与之有关，两党关系趋向恶化。1960年6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又出现激烈争执，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于同年7月16日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并违反合同停止供应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
　　此前中苏两国因有“兄弟般”的友谊，贸易上出现一些拖欠并未引起重视，关系恶化后，欠债问题便很快上升到政治高度。
　　苏联通知中国要撤走专家时，中共中央正在北戴河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经济困难。得知这一消息后，7月31日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作了报告，说明两年间由于国内副食品供应紧张和收购困难，不能如期对苏联交货，出现了贸易欠债。
　　在赫鲁晓夫施加压力的形势下，(北戴河会议)与会者都激发起一种勒紧裤带尽快还债的情绪。考虑到拖欠着苏联的债务，进行“反修”斗争理不直、气不壮，于是有人在会上提出“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更有人提倡“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则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从这年的年末起，毛泽东有几个月不吃肉，以表示带头共度难关。
　　于是，在赫鲁晓夫又致函毛泽东，主动提出，愿意通过借用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的情况下，但因出于“争气”和不愿受制于苏联的原因，中国政府居然拒绝了100万吨的“救命粮”。
　　提出愿向中国借粮后，3月间苏联政府又主动提出，在两国贸易中，中国所欠的10亿卢布逆差可分五年偿还，不计利息。同年4月8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专门接见了中国对外贸易部的正副部长叶季壮、李强，又谈到可推迟还债。随后两国发表的公报称：“对于中国因农业遭灾而在1960年贸易业务中产生的对苏联欠帐问题。苏联方面表示充分谅解，并向中国政府提出，上述欠账在五年内分期偿还，不计利息。苏联还建议，在今年8月底以前以借用的方式供应中国五十万吨糖，以后在1964-1967年期间归还，不计利息。中国方面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建议。”
　　不过好景不长。年底，中苏双方就因如何对待阿尔巴尼亚问题而出现公开分歧。为开展“反修”斗争并激发对“现代修正主义头子”的仇恨，有关“苏修逼债”的说法和一些渲染性描绘，又以基层干部宣讲和民间传说方式在国内开始传播。
　　值得提上一笔的是，即便在中国经济最困难的60年代前期，援外金额也远远超过了对苏还债。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就曾说明：“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文革期间，虽然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我国无偿援助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以及亚非拉的金额仍然“彰显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大手笔。
　　即使到了今天，在人家朝鲜儿童“一天吃5吨饭”的情况下，不是也仍然在不断地无偿援助着吗？
　　众所周知，中国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部分老百姓其实还依然处于“衣带渐宽”的状态中，所以，政府就不应该时刻紧盯老百姓的腰带，老想着随时再勒一把。相反，政府的当务之急，倒是应该管住或曰勒紧官员的裤腰带，因为官员的裤腰带每松开一次，就足以损失掉一个屁民一年的养老金。总不能老是官员爽了，却让百姓买单吧。
　　再看看我们的政府是如何对自己的公仆无微不至地关怀的。
　　与百姓养老类似，但又有本质区别的就是政府部门包括高等学校里的所谓“调研员”待遇。比如高校的处长，级别就相当于一个县的县长，也即是通常所说的“县团级”。当然，论权势，那是不能与县太爷相比的；除了基建部门之类的肥缺，“捞油水”方面也是小巫见大巫。

　　如果一个单位的处长或部长超过一定年龄，有的单位是53岁，有的单位是58岁，虽然离退休年龄还有几年，但也要给后生晚辈让位，于是就有了“调研员”一职。所谓调研员，顾名思义就是调查研究员之谓也。网上可以查到，许多高校都有关于调研员任职资格的规定，虽然年龄是从53岁到58岁不等，但“调研”的职责一律讲的神圣而庄严。大约只有体制内部的人才知道，所谓调研，不过是打打麻将，抱抱孙子之类的而已。
　　一个单位，新处长或新部长上任的那天起，被一刀切下来的旧处长或旧部长就成了多余的人。不上班吧，还不到退休年龄；上班吧，新任的领导都是自己原来的下属，该将你这尊神摆在何处合适？于是，霸道的，仍然在办公室留一张空办公桌，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退而不休发挥余热”，实际上是摆老资格倚老卖老。识趣点的，干脆卷铺盖走人回家含饴弄孙，倒是落得大家清爽，皆大欢喜。有的调研员，拿到上级指标，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到地方民营学校当书记，挣双份工资，真是皆大欢喜。
　　这实际上就是一场交换或曰交易。你让出领导岗位，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拿全额工资（包括奖金和岗位津贴）的退休生活。如果你还没到“一刀切”的年龄而居然也肯让位，则可以名正言顺地升一级而享受退休生活。也就是，科级退下享受副处级待遇，副处级退下享受处级待遇，处级退下享受副厅级待遇。这里所说的待遇主要是指工资奖金等。
　　处级调研员，虽然工资待遇包括住房打分等方面享受到了副厅级待遇，但有职无权实际上也就成了一介平民。有谁见过所谓的调研员搞过调研工作的？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非要体现调研员的价值，调研员不如叫“吊唁员”，因为只有单位死了人，这些调研员前往吊唁的时候，聊可为领导调研队伍凑凑数——一来显得单位吊唁隆重，二来也给死人长长脸。
　　什么叫既得利益阶层？调研员可算其中一员。名正言顺地不上班，还能拿到上调一级的工资；算是对于让位之后外快减少的一种补偿。
　　网上有一首打油诗，很传神： 四大闲：大款的媳妇、领导的钱，和尚的男根、调研员！
　　丧失了为人民服务的功能，也失掉了被人民服务的特权，他的名字就叫调研员。 而老百姓，叫他们“吊唁员”。
　　相比于屁民，他们更能感受到“党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能不感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
　　如果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老百姓因为政府人为制造的信息不对称还可以做到让数以千万计的屁民“纵做鬼也幸福”地“献身”，那么到了如今，当民众知道了之所以要不断地勒紧腰带乃是与有一大批人敞开了肚皮大吃大喝相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大声地说不了。
　　延迟退休年龄是以牺牲政府信誉为代价的转移中国社会矛盾。故而，建议国家有关部门，以及某些传说中的“砖家”，本着对整个社会和中国民众高度负责的态度，能直面中国现实养老问题，而不要试图采用或者建议推行那种延迟退休年龄的方式。
   
      依我看，停下那些打造神七神八神九神十等与老百姓生活不着边际的脚步，暂缓那些大灰机与航公航母的意淫，减少诸如动不动就震惊世界的烧钱运动会，拆除那些每个座位就相当于两所希望小学的剧院，再把众所周知的每年上万亿的三公消费降下来…中国的养老金问题，总归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王毅青

依我看，停下那些打造神七神八神九神十等与老百姓生活不着边际的脚步，暂缓那些大灰机与航公航母的意淫，减少诸如动不动就震惊世界的烧钱运动会，拆除那些每个座位就相当于两所希望小学的剧院，再把众所周知的每年上万亿的三公消费降下来…中国的养老金问题，总归还是有办法解决的。

介个是不可能滴。。。。。。。。。。
中国人的养老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hylhs

[s:56]

twotigers

政府不能就靠这点本事折腾。

jcg001

我国无偿援助仍然“彰显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