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 探讨清除社会不公的主要关键点 人民网强国社区 【转贴】

gzztitc

清新直白的博客


清新直白 http://blog.people.com.cn/u/6936930.html
人民网 强国博客

标题[编辑]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9C9E.tmp.png

探讨清除社会不公的主要关键点




原创于: 2013-06-21 08:03:23
标签： 社会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也积累了不少社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因腐败和制度方面等缺陷造成的社会不公。社会不公表现在多方面，但产生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收入分配不公；二是市场竟争机制不公；三是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下面我们分别着重分析这三大原因及探讨清除它的关键点：


一、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目前收入分配问题成了全社会的焦点，人们强烈希望改变其不公现象。流行较多的说法是“拉低压高”，这种说法比较容易引起误解。原因是，当前收入分配最突出的问题是出自腐败和不公平分配的机制，它不是仅靠提高工资或调整高收入能解决的，而需要靠机制变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改革开放到今天已经三十多年，早期没有重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策略上是对的。但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严重滞后，包括政府管理体制及政治、社会体制的很多方面已满足不了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这是导致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本原因。如不改变，收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和腐败问题都无法解决。


一个国家的工资水平主要由市场定位，政府虽可通过政策调整来影响工资收入，包括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但终替代不了市场规律，行政命令是不能全面持续提高工资水平的。况且对众多民企在法律地位上来说，政府还无权在增长其职工工资方面下达行政命令。如果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过大，还有可能超过企业承受能力，导致企业裁员、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反而对收入分配产生负面影响。政府除了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高管收入要有合理控制外，关键要解决腐败与公共资金流失和收入分配不合理导致的非法和灰色收入，以及垄断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等问题。


因此，影响收入分配不仅是经济制度问题，还涉及政治和社会体制等问题，这并不只局限于所谓收入分配制度。当前的收入分配问题，是方方面面的制度缺陷引起的，必须推进多方面的制度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收入分配不公平、腐败等问题，与公共资金的流失及不合理使用有直接关联。2011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如果再加上土地出让收入、其他政府性基金及社保基金等收入，至少达17万亿元，超过GDP的三分之一。粗略推算，我国广义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包括外交和公共安全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25%，比其他转轨型国家平均水平高9个百分点，一年要多花掉近万亿元。如果再加上土地出让收入和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中花费的钱，还要更多。这其中包括因机构臃肿、人员造假领空饷等额外支出的部分，也包括了大量“三公消费”。但没计算公共投资和其他政府拨款中大量的资金流失。这里漏洞太大，不把这一部分收入纳入正常轨道，就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所以，管好政府收支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首当其冲。可从以下点位来探讨财税体制改革问题：


其一，可先考虑财政公开，包括土地及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在内的各级党政机关全口径财政明细账目公开。具体到每个项目都在网上公开，接受老百姓的监督。此外每年的“两会”要对政府预决算进行认真地审议和辩论，然后按程序表决看是否能通过。审议过程也应公开，最好现场直播，改变人大审议走过场的状况。只有提高公共资金管理的透明度，才能控制腐败。人大本身也要改革，要加强民意认同感，落实宪法赋予的职责，强化对政府的监督。只有政府支出合法合规了，才能把省下的钱用于民生领域。


其二，政府支出要合理化。应当对政府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支出分别制定合理的标准并公布于众，严格监管。这些标准应按国际惯例以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的原则，以各地政府所服务地的常住人口数量为依据来判定。要设定一个按所服务人口计算的人均财政支出基准，承认历史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的地区差别，允许一定程度的上下浮动，并逐步缩小人均财政支出标准的地区差别，据此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各地之间的财政分配比例关系。


其三，加强土地出让收入基金预算管理。现行土地征用和出让制度问题很大，需要从根本上改革。例如，土地收益怎么收，农民应得多少，政府该拿多少，政府收到的钱怎么花等等。现存弊端是：政府低价征地，高价出让，多数失地农民难以得到合理补偿；另一方面拉高的房价，使城市居民不堪重负；还有对未来70年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本届政府一次性收取并花掉，是寅吃卯粮不可持续行为；可否考虑让土地供需双方见面，让市场来作调节？政府只征收土地增值税，用于公共服务和解决农民工户籍、城市低保住房等问题。加上房产税改革，用于调节财产收入、控制房价，补充地方政府的常规财政收入。


其四，若“土地财政”要改革，会涉及整个财政体制的改革要求。现在地方政府常规预算不足，只能依赖卖地来维持收支平衡。如果土地收入大幅度减少，地方财政将难以为继。这就需要根据公共职能重新规划、界定中央和地方之间、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现在中央对地方有大量转移支付，其中专项转移项目无统一标准，通常是一事一议，激励着地方政府“跑部钱进”，也是滋生腐败的一大根源；在资金分配上常常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很不公平。若把专项支付资金大部分用于充实地方常规预算，满足其公共服务职能的需要，就能有效解决地方的常规预算资金不足的问题。


其五，在税收方面还有关键的一点是对垄断性行业征税的问题。目前收入分配问题，很大一部分出自垄断行业企业。例如，以前的资源税改革，对石油、天然气收5%的资源税，这是一个进步。但力度太小，远没有到位。像石油部门的成本利润率远高于竞争性行业，超出部分不是企业的能耐所为，而是靠垄断资源所获。如果这些资源收益都由企业自己支配大把花钱，是不公平的。应该纳入公共财政，用于公共服务，由全民共享。


二、市场竟争机制不公的问题。


市场竞争公平性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一大关键点。世界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基尼系数大多数都在0.25-0.35之间，差距比我国小得多。只有美国收入差距较大，但也低于我国。有些人认为收入差距过大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这是不对的。只要看看世界各国的情况，就不难发现这不是事实。我们的收入差距过大，不是市场带来的，而是对市场人为设限带来的，是市场特权、垄断资源、腐败等因素造成的，追根溯源是体制改革不到位带来的。
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不是靠政府主导经济、靠扩大国有企业、靠限制市场的作用能解决的。相反，首先需要通过体制改革，健全市场为主体的经济体制，鼓励公平竞争，反对利用权力进行垄断，防止权力和资本通过幕后交易结合，形成官僚垄断资本。


吴敬琏先生说：“各级政府不断强化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寻租基础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甚至扩大。由于体制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所谓权贵资本主义（也称官家资本主义），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样的体制对于权贵资本和特殊既得利益集团来说，是最理想的”。


三、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问题。


要把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这些体系健全起来。这是所有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没有一个例外。发达国家之间有差别，有不同模式，但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只是程度和具体做法的差别，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差距。就是在最热衷于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美国，也早早建立了一套基本覆盖全民的、远比我们健全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这方面目前我国现状如下：


第一，据国家统计局调查，外出农民工中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是16%，养老保险覆盖不到14%，失业保险只覆盖了8%，绝大部分农民工没有被社会保障覆盖。可是我们的媒体过早地报道实现了医疗保障社会全覆盖是不实的。
第二，目前统计的51%城镇人口，有三分之一是没有户籍的农民工。他们很多人20岁左右进城打工，长期把老人孩子留在农村，若不能在城市安家，即没有社保福利，再加上工作累，生活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等因素，到40岁左右就干不动了，只能重返农村，这也是目前城市劳动力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未来我国要达到发达国家那样70%-80%的城市化率，还将有3-4亿人迁移到城市来。而目前的户籍制度阻止了他们城市落户的希望，限制了他们的保障、福利、子女受教育等权利，是歧视性待遇，它阻碍城市化进程，这个制度须改变。


所以，要很好地从根本上解决当今社会不公的问题，依赖于社会的全方位改革。要稳步推进改革必须清除以下障碍是关键所在：


（一）、排除既得利益集团干扰，是实现分配公平的关键。


在现实社会中，既得利益集团产生四种负面效应：一是权力、资本、资源的三者叠加。也就是说他们既掌握权力，又掌握资源，还掌握资本。其中，尤以掌握权力为关键点。有了足够的公权力，它们就可以侵占公众利益，攫取更多的资源和资本。因此，首先公权力就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源泉；二是垄断国民经济的某些重要领域，依托政府获取垄断利益；三是直接影响、甚至左右政府的行政行为，使公共政策沦为自身利益的工具；四是与民众发生利益矛盾，是形成极少数人与大多数人的情绪对立和心理障碍的根源；


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要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障碍。要从改革公权力入手：一是要割断政府官员与商业活动的制度联系，减少其权力寻租的机会；二是启动国有垄断行业的改革，改革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体系，废除向党政官员输送不合理利益的链条；三是严格实行官员财产的申报制度和公示制度，增强公众监督力度；四是广泛实行官员差额选任制度，给党员、公民更多地选择党政重要官员的权利；


（二）、铲除灰色权力地带阻隔，是实现市场公平的基础。


所谓“灰色权力”，是指党政官员的子女、配偶、亲戚、朋友等借助公权力的影响，在市场中暗地通过获取、倒卖、资本运作、不公平交易稀缺资源，获得巨额利益的权力行为。所谓“灰色权力地带”，是指在市场运行的过程中，围绕垄断、监管等诸多领域所形成的、非正当获取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权力网络。所谓“灰色资本”，是指借助权力影响力，获得稀缺资源的使用权或者资本的运营权。其本质是一种由公权力转化而来的资本支配形态。所谓“灰色暴利”，是指行使灰色权力或运作灰色资本而产生的巨大利益。它可以使一个人或少数人在最短时间内不费气力就实现暴富。


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公平体制的改革，如果不能有效地清除灰色权力，不能把公权力限制在市场活动的一定空间之内，中国经济发展的社会风险还可能进一步上升。避免这样的风险，首先必须遏制灰色权力的盛行。这应该是当务之急。


毋庸置疑，清除社会不公的弊端不是某一方面工作的问题，而是依赖社会全方位的制度变革。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靠整体改革推进。若能从以上一些关键点位下手，或许能有效突破固化的藩篱。我们相信党会带领全国人民闯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公正公平的道路来，为园“中国梦”打下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