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设计中国城市【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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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设计中国城市



今晚报  发布日期： 2010-06-20 00:00 作者：刘耿 邓之湄


张如凌这个活跃在欧洲金融界的女人，在中国建筑界的名气更大。她偕夏邦杰、安德鲁等大师级法国建筑师来到中国，为不同的城市“戴花”和设计城市形象。她似乎“承包”了中国最重要的那些剧院设计，代表作还有上海大剧院和国家大剧院。


中国是世界上正兴建剧院最多的国家，每座歌剧院几乎都是所在城市的门脸建筑，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有一个共同点：出自外国设计师之手。不只有张如凌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只有歌剧院迷信外脑，凡是地标性建筑，只要是出得起钱的城市，都希望用外国设计师。这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谁在设计中国城市？


外国建筑师在华30年


张如凌是艺术史博士，从1991年起涉足城市设计。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觉得法国的市政规划做得不错，张如凌作为法国建设部的顾问嗅出了其中的机会，为陆家嘴规划积极呈献方案。真正让她一鸣惊人的是上海大剧院。“上海市领导很大胆，那时在国际上招投标的还比较少，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想要什么样的大剧院，但他们有开放的心态。”


与张如凌的半道出家相比，外国建筑师在新中国的活动史，更可上溯30年。东南大学旅游学系教授喻学才向记者介绍说，“我国学习国外建筑的传统分两批。解放前，一批欧美回来的，融合了中西方的建筑艺术，生发出中国特色的建筑式样。另一批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如新中国成立十年的十大建筑，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之后就闭关了几十年，建筑没有任何突破。”“改革开放后，西方建筑师进入中国多了起来。在指导思想上，西方确实比较先进。同时也因为干部对于城市建设的评价体系急功近利，为了政绩就请国外的设计师来做。30年来，建筑方面主要是西方主导的价值观。”1980年初，华裔设计大师贝聿铭的香山饭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中国的房地产开发量世界第一，世界上1/3的混凝土、1/4的吊车都在中国，从没有这么多地标式的宏伟建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拔地而起，每一座都意味着天文数字的金钱和巨大的声名。据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标准院副院长孙国峰估计，中国每年的建筑设计市场规模至少有300亿元左右。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赵红红评论道：“外国的设计师将中国作为建筑实验的实验场，在外国不可能建造的都在中国变成了现实，例如‘鸟巢’。”


以北京、上海、广州的地标性建筑为例，北京的国家大剧院、“鸟巢”、央视新址“大裤衩”、首都机场航站楼；上海陆家嘴呈“品”字布局的“三高”——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广州的新电视塔，珠江新城双子塔西塔、新歌剧院等都是外国建筑师的作品。


哪几支“洋枪队”活跃在中国


外国设计师像建筑美学的传教士，行走大江南北，从一线城市渗透到二三线城市，从地标到居民区的设计，遍地开花。


张如凌属法兰西派，合作者主要是夏邦杰（代表作南京路步行街、上海大剧院）和巴黎机场公司的安德鲁（代表作国家大剧院）。另外，还有法国国家铁路公司（代表作上海南站），欧博设计（代表作珠海歌剧院），AS事务所（代表作重庆科技馆）等。


美国设计师则契合了中国城市发展早期急于增高的需要。摩天大楼起源于美国，所以很多项目都给了美国人。有影响力的有SOM公司（代表作上海金茂大厦）、FPA建筑师事务所（代表作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


“英国方面军”主要是以福斯特（代表作首都机场航站楼）、威尔森·艾尔建筑师事务所（代表作广州珠江新城双子塔西塔）为代表。


据张如凌介绍，活跃在中国建筑设计界的“洋枪队”主要是英、法、美三支。一旦某个作品获得认可，由点及面铺开战线的可能性很大，比如夏邦杰在中国是靠着上海大剧院一炮走红的。


“安德鲁和我为国家大剧院遭受了很多争议，但那颗‘巨蛋’被安放在长安街之后，北京在奥运前后集中出现了一批颠覆性风格的建筑，‘鸟巢’、水立方和CCTV新大楼相继出现，开创了北京城市形象的新时代。”张如凌说。


而据荷兰建筑评论家玛丽斯·布尔曼统计，中国已有300多座荷兰建筑师的作品在建，除央视新大楼，还有MVRDV设计的“南京第壹区”。


中西交合之痛


在外国设计师激烈的抢滩中，中国设计师并没有失声。


在设计“鸟巢”时，艾未未陪同赫尔佐格与德梅隆去了上海博物馆看中国古代的玉器，使两位瑞士设计师深受启发。艾未未说：“没有我，‘鸟巢’原来不是这样的。”


像张如凌这样的顾问，除了在业务上沟通，还要在艺术上“教化”设计师。


“不可能！上海没有故宫文化，它喜欢前卫。”当安德鲁把浦东机场的第一稿呈现给张如凌时，遭到了这个女人的惊声尖叫。安德鲁最初想把这座机场做成水泥块堆砌的故宫，张如凌毫不打折扣的否定，让这位29岁即以设计戴高乐机场出名的大师很恼火。


当得知安德鲁是从旅法画家赵无极的作品中寻找中国感觉的时候，张如凌告诉他：“赵无极已经不是中国人了，你不能参照他。”她要告诉合作伙伴什么是真正的中国。


最后，浦东机场在张如凌的建议下设计成蓝色调、海鸥造型，以体现上海的海洋文明。“德国有一家竞标者设计成了龙的造型，只能从空中俯瞰，失败了。”张如凌说。“一个城市就好比一间屋子，哪个位置该摆怎样的建筑，要切合这座城市的整体形象。”


而由英国福斯特建筑事务所设计的首都机场新航站楼，屋顶是金黄色，四周则由红色的巨柱所支撑，从空中俯视，恰似一条金色巨龙。


给领导普及建筑知识


但外国设计师不总是了解中国，中国的城市形象最好还是由中国人设计。


喻学才告诉记者，世界旅游组织曾经向我国推荐了许多国际大牌专家，对四川、云南、海南等大省进行旅游规划。虽然确实引进了新的气息，注重市场意识，重视城市旅游形象的塑造，但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了解太少，规划设计也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


比如山东旅游规划中，曾经请来了瑞典著名的规划设计师，他擅长的是海滨规划，对于中国烟台、威海是适用的，但一到了泰山、曲阜、孔庙等内地城市时，就完全不搭调了。


一个设计了30多个国家城市规划的设计师，对山东的设计理念就是“山东像一只雄鹰”。这种简单化的概念在会议上遭到国内同行的猛批。


“尽管国际大师的规划受到了国人的批评，可是领导还是非要找国际大师。”喻学才说。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所长齐康对记者说，提升城市形象、建筑审美，要从领导抓起。“在法国，所有官员的必修课之一，就是都要学习一年的建筑史，培养最高尚的建筑艺术品位。我现在在写普及建筑知识的书，就是想给领导们看的。”


“南京要好一点，因为我们研究建筑的高校在这里有影响，我们的学生在这里有当官的。苏州市副市长是我的学生。现在苏州的干将路上，每一栋房子的改建、修造都要经过我的签字，领导才能点头。”


齐康主张，作为城市形象的地标性建筑不一定非要追求高、大，“我们应该以平常心、以老百姓的心，做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建筑，花钱不多，但有意义。”


“地标是分等级的——国家级、省级、县级。例如江阴市，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县级市，但它是徐霞客的故乡，用徐霞客来做标志就很好。”齐康主张进行地区性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亦即用不同的建筑赋予不同的城市以不同的形象。


保存时间:2010/6/20
原标题:- 谁在设计中国城市- 活跃在中国建筑设计界的“洋枪队”主要是英、法、美三支。一旦某个作品获得认可，由点及面铺开战线的可能性很大- 刘耿 邓之湄 -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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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183城欲建大都市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2010-05-31   
　　
    国际形象“封城榜”

　　
    全国655个城市，正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世界”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 上海报道


　　黄浦江从世博园穿过，将园区一分为二，也成为客流的天然分水岭，大量客流涌入浦东，造成“西冷东热”格局。裴增雨却偏偏往人少的浦西跑。


　　为了平衡客流，世博局推出了去浦西园区集满16个印章就可换领一张浦东中国馆参观券的措施。裴增雨攒了许多章，却没有去兑换。


　　浦西区主要是企业馆和城市最佳实践区案例馆，浦东园区云集了充满探奇和娱乐元素的国家馆。


　　“我想好好研究一下这些带有先锋派实验性质的城市案例。”裴增雨说。他是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战略研究室主任，研究对象为城市形象。


　　“诸多中国城市热衷展示的仍是土特产、老城厢。从‘荣记湖丝’在首届世博会上夺奖，中国展品在之后历届世博会上的结构没有质变，常见的还是贵州茅台酒、常州梳篦等。”裴增雨说。


　　他告诉本刊记者，世博会是展示国家形象、城市形象的大秀场，在设计理念等软实力方面，中国各城市还与世界先进水平有很大差距，这些不是美轮美奂的LED灯光秀就能诠释的，“城市形象只有内秀才能外秀。”


　　裴增雨正在参与一场中国城市的国际形象“选秀”。今年4月，《望东方周刊》与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复旦大学国际公共关系研究中心、旅游卫视联合主办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推选活动”在京启动。


　　城市评价体系课题负责人、复旦大学教授孟建介绍，研究“国际眼光中的城市形象”，这在国内还是第一次。


　　“城”在“人”与“国”之间
　　孟建率领的课题组研究方向最初瞄准的是“国家软实力”，但与国内同行不断“撞题”。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文化软实力”概念，以此为题的研究项目雨后春笋般萌发。


　　“以国内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大面积的调查还是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即使是世界两大‘国家软实力’调查机构—— 美国皮尤公司和英国BBC，目前也最多只能调查20个国家。”孟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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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小组转而“攻城”。对“中国形象”与“中国人形象”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而城市，则是一个在体量上介于国家与人之间的单位。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认为，如果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约1298年)算起，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解读已有7个多世纪的历史。


　　“郑和下西洋就是一次国家形象塑造。”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吴友富说。他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记载和报道中，梳理出12种关于中国的形象：神秘富饶的中国，勇敢强悍的中国人，光辉灿烂的中国，强盛富裕和大统一的中华帝国，封闭的中国，“丑恶的中国人”，红色中国，褒贬不一的新中国形象，疯狂的中国，中国奇迹，中国机遇和中国威胁，未来的和谐中国。


　　关于中国人形象，吴友富从亚瑟·史密斯的《中国人德行》中又整理出9个关键词：面子、勤劳、礼节、麻木不仁、缺乏公共意识、守旧、忍耐与坚韧、知足常乐、缺乏同情心。


　　在“人”与“国”之间，世界对中国城市的印象似乎有个理论断层。


　　孟建将城市形象作为国家形象研究的第一步，因为“对城市形象的关注，根源于对国家软实力的关注。”


　　“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当今越发表现为城市间竞争。比如人们在谈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较量时，往往谈论的是纽约和上海。城市，是竞争的主战场。城市形象与国家软实力是共通的，两者彼此照应，只是前者更具体、更具象、更聚焦。”


　　“大事件营销”受倚重
　　作为主办城市的上海，拥有在“世博会”之前的冠名权，却在整个世界城市“大晒场”上没留下多少上海味。只有在中国馆中，上海才露了一小脸：五斗橱、大钟与四方桌拼成了老上海人对这座城市的记忆。


　　“去上海话”运动甚至使坚定地以上海话演出的周立波也发生了动摇；更广泛的“去上海化”在世博之前就开始了，高速公路以编号命名，沪杭高速先改为A8，又改为G60，展示给中外驾驶员的是国际化了的字母标牌。


　　学界对于上海利用大活动提升城市形象充满期待。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究员乔兆红举例说，博鳌曾经是海南琼海市的小渔村，通过博鳌亚洲论坛直接完成了城市整合，并拥有了在亚洲范围内的国际知名度。每届世博会都使举办地成为瞬时的世界中心，巴黎和比利时被称为“19世纪的首都”和“欧洲首都”都是因为世博会。


　　然而在世博前的2009年，上海的城市国际形象反而有所下降。根据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的《上海城市国际形象塑造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报告》，“过去一年(2009)中上海的城市国际形象总体上未能得到正面提升，甚至还出现了倒退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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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为六方面：全球重要媒体对上海的关注度较低；上海负面新闻频发；上海最高领导人的国际认知程度不高；上海重大项目和重大事件未能引起国际舆论的足够反应；注重城市形态而忽视城市人文精神；实证调查显示上海城市形象总体较差。


　　主持完成《基于世博效应的上海城市形象塑造》课题的上海财经大学世博经济研究院院长陈信康对本刊说：“举办大型活动对城市形象的作用仍是显而易见的，上海的公共交通、道路建设等基础设施都借世博会得到很大改善，420公里的地铁里程位居全国第一、世界第三，这些都提升了上海的国际形象。世博会也教化了市民养成良好的举止，穿睡衣上街等行为明显减少了。”


　　复旦大学传播学系主任李双龙认为，利用大事件来进行城市营销是有效率的做法，“日本城市在这方面可与中国类比的就是大阪世博会，当时培育起来的日本‘排队文化’既给世界留下了良好印象，也成为之后日本的国民习惯。”


　　李双龙告诉本刊，反观上海世博，国人排队时乱扔垃圾、乱吐痰、占位甚至冲馆等行为屡遭媒体批评。“城市形象走向世界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可以带着外界的批评进行改变。1988年汉城奥运会期间，韩国人硬是戒了16天狗肉，中国人在世博期间‘收敛’184天也是好的。”


　　城市形象焦虑症
　　利用大事件提升城市形象，被国内各城市广泛认可。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北京的“奥运后”、上海的“世博中”、广州的“亚运前”，中国的三大城市在用三个不同时态对城市形象进行“大事件营销”。


　　更急于形象塑造的是诸多二线城市。在2005年7月召开的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座谈会上，时任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披露，在全国200多个地级市中，竟有183个城市提出建立“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中心商务区。


　　国际化冲动方兴未艾，全国655个城市仍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世界”。大连提出建设“东北亚重要的国际城市”，长沙要建成“富有湖湘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城市”，拉萨的目标是“具有高原和民族特色的国际旅游城市”，乌鲁木齐的目标是“现代化国际商贸中心和中国清真美食之都”。


　　西安更有迈入第一集团军的冲动，作为克林顿、萨科齐等政要到访中国的第一站，西安自比为中国的“第三张脸”。2009年6月，关中天水经济区获批，同时，国务院批复赋予西安一个全新定位：国际化大都市。


　　西安市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康志祥说：“在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布局中，只有西安与上海、北京被定位为国际化大都市，形成中国国际化大都市的‘大三角’。”


　　没有得到“国际化大都市”批复的，自寻出路。从2007年起，央视的城市形象广告出现小高潮，无锡、宁波、抚顺、信阳等城市，在中国这块最优越的传播平台上集中亮相。“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等诗意语言，构造着对这些城市的想象。从平遥到深圳，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成了许多城市的宣传手册。


　　一些在文人著述中难觅渊源的城市，就参与到争夺各类“故里”的混战中，所谓“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四海为家，诸葛到处显灵，女娲遍地开花”。


　　李双龙认为，对城市形象患上焦虑症的主要是二、三线城市，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不需宣传也声名在外。


　　孟建分析，城市形象之所以愈发为各地政府所重视，与国家发展战略密不可分。十五大提出“形象问题至关重要”，“形象就是旗帜”；十七大提出“文化软实力”。其后，各地政府纷纷将打造软实力纳入自身的发展战略。


　　城市塑造分裂症
　　有了国际化的目光，并不意味着就会有国际化的行动。


　　上海大学教授林少雄说，在塑造城市形象的过程中，存在着“分裂”症候群，主要体现在“古与今”、“中与西”、“官与民”、“内与外”等四对分裂上。


　　究竟是谁在塑造城市？知名学者陈丹青认为，城市景观的真正设计者，不是建筑家，而是各级行政官员。


　　“今日一些大城市的面貌，是历任官员、大群开发商以及所谓国际建筑大师的作品。”林少雄说，现代化的摩天大楼上加盖一层飞檐廊阁，如同一个人穿得西装革履，又戴上一顶瓜皮帽。类似的审美分裂，还有江南城市中许多迪士尼风格的尖顶伪洋楼。


　　瞄准“世界”是否必定带来民族“自我迷失”？孟建并不这样认为。他告诉本刊，从另一角度看，“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也可被视为某种“抱残守缺”的保守思想。相比之下，美国人则信守“世界的才是民族的”。


　　李双龙说，不必担心仿效欧美就失掉了民族特色，文化本来就是流动的，流动才有发展，尤其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文化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原味。


　　官与民的分裂体现在塑造城市形象的传播途径中。林少雄说，官方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不遗余力，今年正着手建立大外宣格局；另一方面，民间交往在塑造国家和城市形象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巴黎圣母院里有中文宣传牌‘请不要大声喧哗’，纽约地铁站悬挂着中文告示‘请勿插队’??还有外逃贪官、灰色清关等等，这些都是在给中国形象减分的。”


　　至于内与外的分裂，上海有数字佐证。根据《解放日报》2008年10月公布的一项针对海外、外省市和上海市三大类人群的调查显示，上海市民和外省市受访者给上海城市形象的评分均值分别是53.8分和55.2分，外国人给出的评分为67.8分。可见，上海的对内、对外形象是有差距的，外国人对上海的印象更好。


　　陈信康这样解读：“城市形象内外有别很正常，因为不同的人群认知肯定有差别。但这个结论也暴露出一个城市形象的沟通问题，从没来过上海的人反而对上海评价不高，这是因为有些人有成见，也说明上海城市形象的推广存在不足。”


　　针对城市形象塑造过程中的诸多分裂，孟建开出的药方是：“政府主导，专家参与，百姓点评”，“关键在于如何使各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记者钱亚平、特约撰稿邓之湄对本文亦有贡献)


    保存时间:2010/6/20
    原标题: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183城欲建大都市--新闻
http://news.xhby.net/system/2010/05/31/010762597.shtml

王毅青

外国的设计师怎么读得懂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