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标机构、业主单位、评审专家角色地位的几次变化2 （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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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机构、业主单位、评审专家角色地位的几次变化2 （中）

（本文约9000字，将分段发出）

在90年代初，各个招标公司由国内审查性招标，向国际招标转化。为什么要转向？在此过程中，都遇到那些问题，又是如何解决的？以本人所在的天津招标公司为一个侧面，简单向大家做个介绍。

前面已经说过，各地的中心城市招标公司，后来，都逐步向国际招标转化。各家招标公司的处境并不完全相同。为什么都不约而同的想到国际招标？为什么都能比较顺利的转向国际招标？

在我的印象里，北京、上海、广州的招标公司最先进行了这种转化。但是，广州的做法有其特殊性：其地理位置靠近香港；而改革开放初期的许多进口设备，大都是通过香港的代理公司联系的。广州的招标公司一个电话，也许就能叫来几家代理商，不出一周，代理商就能够递交报价。这种“招标”，类似建筑工程最初的“议标方式”。而北京、上海等的招标，是真正向着国际制造厂商招标。

Laochan

出差一个星期,回来看到前辈gzztitc的好贴,真好!让我们为此喝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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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开拓新路，成立招标咨询公司。

当时，许多招标公司领导都认为，单纯的做程序性招标，没有什么前途，纷纷进行各种试点。有的公司成立“拍卖”公司。而天津公司，在前述老处长的带领下，1993年成立了“招标投标咨询公司”。

招标投标咨询公司，把业务范围扩大到了招标前期，包括可行性报告的审批、引进设备的初步论证，以至到招标后的合同签订、实施、考察、验收……。前述对于有关合资公司的招标，也是在做了大量咨询、对比工作以后，用户才愉快的接受了的。再有一个例子，就是曾经对某汽车胶管厂（乡镇企业），进行了上述“一条龙”服务，收到了乡镇企业的好评。再以后，1999年，配合天津开发区财政局，进行政府采购的试点工作，也是通过招投标咨询公司来进行的。许多专家，在咨询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另一方面，初期的中国国际招标，还很不规范。主要是：公开性不规范和投标后的“压价”。上述招标例子，也存在这些问题。由于，当时网络还不普及，我们发布招标公告，只能登报、通过传真或或者打电话给有关的公司告知信息。有一段时间，我们还采取了“公开招标，但不公开开标”的形式，以为这样比较主动。（内部人员按照标准办法一个一个对投标商唱标、评标。但是，投标商不知道）。而，当时的投标商，许多也不报出“实盘价格”，导致最终用户认为可以压价，而且必须压价，不然就吃亏了。所以，一次报价成交的招投标较少。招标公司所能够做的，只能是给予各个投标商“同等的机会”。随着国家出台招标投标法规，这些问题才逐步的到解决。

经历过招标的人们可能有不同的感受体会。有的人以为，招标很简单，是一种固定的程序。有的人以为，招标看似简单，真正做好了却不容易。我们的同事，许多从事招标十几年，经验教训一大堆。再做项目，常常如履薄冰，小心谨慎。

以上内容，大多凭记忆编写，没有再翻看纸质的卷宗。肯定会有不少偏差或者数字错误。其观点也难免有不全面或者错误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招标公司、专家、业主地位的几次变化 2 （下），本人打算写出这一段时间的问题与思考。待写、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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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记，天津市的机电设备招标公司从成立一开始，就得到天津市领导的大力支持。天津市历任市长和主管副市长聂璧初、张立昌、李慧芬等人，不仅出席招标公司重要会议，还纷纷题词，以示鼓励。记得李慧芬同志（时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天津市副市长）91年的题词是：“勤奋开拓，搞好招标工作。”张立昌同志（时任天津市市长）92年的题词是：“服务中把关；把关中服务”。

当时的专家：由于“国内外联合”招标，还具有一定的审查性质，所以，当时聘请的专家，资格和能力要求都是比较较高的。在津、京地区的高等学校、重点研究所、质量监督检验所的教授、研究员；大型公司的总工或者副总；国家部委或者协会中的高级技术专家，都使我们聘请的对象。一方面，我们千方百计打听，在涉及到的领域，哪一位专家最熟悉情况；一方面，我们招标公司内部也经常交流，讨论哪一位专家，不仅仅理论知识丰富，而且熟悉国际市场行情和国内引进的概况，以后就更多的聘请。有时，专家本人工作很忙，脱不开身，就推荐其他同事。一个单位聘请的专家多了，我们就把这个单位看成是“专家单位”。那时的专家，绝大多数业务精通、人品也很正派。工作认真，审阅标书，有时干到深夜。那时的专家，为数不多，参加评标，发挥作用，为了国家“把关”，节约资金；自然地有一种荣誉感。很少计较个人报酬。当时，专家的咨询费是参考教授的课时费给的，评标3天，也不过100多元钱。本人在《应当知道这些名字》（我所知道的若干中国招标“第一人”的初稿）里面，曾经提到了十几位天津招标公司专家。由于不全面，这里就略写了。

招标公司与业主配合比较默契。后来，1996年12月15日，天津日报发表记者李梦尧的文章《买方的权杖——关于招标的综述》，提到了部分例子：

   【夏利轿车15万辆扩建项目，其中有部分设备通过招标采购，委托金额为845.75万美元。结果，中标金额为644.065万美元，节汇201.685万美元，节资率23.8% 。】

夏利厂提出的委托招标金额，是与外方几经谈判确定下来的，若不是改为招标，很难再往下压。一招标，竟节省下200万美元，这远远出乎厂方的预料。显然，如果不是招标，便不会引来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厂商投标，也就不会形成如此激烈的竞争局面。原来，一个项目也就与3家谈。现在，每个项目最少也有6、7家竞争，多的达到近30家。公平的竞争，才能使业主以最少的资金采购到最好的商品。这才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

   【天津水泥厂技改项目招标，原计划投资额4500万元，最后投标合同金额为3799.8万元，节省投资700.2万元，节资率23.8% 。】

上述项目以及其他项目，招标公司和最终用户的配合都是比较好的。

因为，大多数企业都遇到了一定的难题，而招标公司能够帮助协调、解决这些难题。对于国际招标的规则，许多企业还不熟悉，容易听从招标公司的安排；业主自己请外商来报价，外商不一定来；而招标公司一搞国际招标，外商来的比较踊跃。招标公司请到的许多专家，往往是企业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好请的专家。许多高水平的专家评标，好似讲课，内行人服气，外行人听了也收益非浅。虽然，招标公司收费，但是不从最终用户的帐面上走，用户反映不算很大；它相对于节汇，也是一个较小的数字。而且，早期从事国际招标的人员，比较注意服务态度，有事和用户商量，大多数做的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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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展世界银行项目招标。

90年代初期，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市和天津市政府，取得了世界银行的贷款。当时有人说，这是世界银行在中国试行地方政府贷款的第一批城市。天津市的贷款项目有两个：一个是1.5亿美元的工业项目；另一个是1亿美元的城市发展项目。天津市的领导，以及各个委办局的领导，都非常重视这项工作。作为天津市机电设备进口审查办兼招标公司的领导，也明确表态：坚决支持这项工作。虽然隶属关系在天津经委，但是一定要立足全局，为全市各行各业服好务。

记得在各方面大支持下，天津招标公司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与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签订合作协议。过去，国家涉及到世界银行和亚行等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目，多由中技公司等权威的“中”字号公司代理，包括招标。

    中技公司有着丰富的经验。但是，一个公司对口越来越多的地方项目，人手显然不足；而天津公司有着“天时、地理、人和”的优势，两家合作，属于“优势互补”。

1988年6月24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了合作协议。

2、请有关专家讲课、培训。天津招标公司先后举办多次演讲学习班，每次听课的有各委办局和最终用户工厂的骨干人员几十人乃至上百人。讲课的专家，不仅包括中国第一个留学英国学习政府采购和招标的专家刘慧教授，还有中技公司最早参与世界银行招标的骨干精英：如张愈、吴多誉等人。天津港80年代初就亲自做招标的刘宝昆处长等等。

世界银行的采购专家钱穆根先生（巴基斯坦籍），专门对有关人员培训，细致讲解世界银行的采购指南。记得本人当时负责录音，录音带就有十几盘。可惜，后来借去听听的人很少。

前面的文章提到过，本人还有幸参加了92年5月在南京，招标周刊社组织的世界银行采购知识培训班。（参加这次培训班的有各招标有关单位近30家，70多人）。

通过讲课、培训、学习，我们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正规的招标投标。明白了，不按照规则去做，世界银行绝对不会批准。耽误的是自己的项目和工程，耽误、影响了时间，也就意味着多花钱，多付出贷款利息。……

3、申请得到世界银行对天津招标公司进行招标资格的认可。

一般的讲，世界银行对于业主自行招标和代理公司代理招标，并没有严格地规定，只要保证能够执行其采购指南即可。要进行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的国际和国内招标涉及的资质，主要是国内的有关规定。但是，让世界银行知道我们能够保证按照规定进行招标，也是不很容易的事。经过培训、合作协议以及大量的技术、能力准备，世界银行代表团考察，通过了认可。

1989年1月31日，《发展论坛》上刊登了天津工业项目的总采购公告；1991年10月15日，中技公司和天津机电设备招标公司联合刊登天津轻工业项目的招标通告，进行设备采购两步国际招标。1991年8月16日，在《发展论坛》上，刊登了天津市市政建设项目的总采购公告。联系单位即为天津机电设备招标公司。其中，土建工程由市建设工程公司发标（1992年）；设备类别，由我们机电设备招标公司发标。

4、与天津市各委、办、局和世界银行项目办公室、投资银行等等部门、最终用户密切合作，完成有关项目立项、可行性审批、评估、招标分类、招标文件准备、上报等一系列工作。

在此过程中，天津市经委主任吴吉祥、计委副主任林洪增、建委副主任张忠秀、技改办主任孙秀英以及天津市计委世行办主任王公布、天津市建委世行办主任王敬威、副主任张秀琴等诸多同志，不仅积极为企业服务，而且积极配合、理解招标工作，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往怀的印象。

中技公司的楼方传、陆通、孙键、王宏宇……中技公司天津分公司的王红光、张建文等同志，更是在工作细节上，给予用户和天津招标公司，多方面的帮助。

5． 完成了2个大型造纸厂项目的两阶段招标；
两个塑料厂的引进生产线国际招标；
天津市环保项目设备国际招标；
天津市污水治理设备招标；
天津市交通信号管理系统国际招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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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乡镇企业的国际招标 ：

另一个例子。大约在1991年，天津汉沽渔网厂（乡镇企业）需要进口渔网织机，计划用汇100万美元。

招标公司的综合计划部认为，生产此种机器的有日本、韩国多个厂家，具备竞争条件，建议开展国际招标。最终用户单位也认为，厂子里已经有日本某厂机器多台，现在再购买一批，如果继续购买原厂家产品，维修和零配件供应比较方便；但是，如果购买了其竞争对手的新产品，也有好处：防止它垄断，同时我方可以多方面比较实际使用效果，为今后扩大规模提供依据。所以，接受了招标公司综合部的建议。

本人参加了此项招标工作。根据产品说明书等资料，认真编写了招标文件，既明确技术要求，又含有一定的灵活性。后来，有两家投标商的日本人都说，“技术标书就是针对我们产品写的”。

四家日本厂商参加了投标。前述两家竞争的尤为激烈。一家拼命希望“保住阵地”；另一家则拼命希望“打进来”。因为他们都知道，天津市的这个厂，是北方的龙头企业，它的举动，会对北方若干厂起到示范的作用。

最后，新的供应商低价中标，中标价仅为70万美元。最终用户和有关领导都很满意。

外地的招标公司听说，也来取经，包括河北、南京的招标公司。91年夏，河北公司还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渔网织机评标。天津的专家和本人应邀参加，并介绍了我们的具体的做法。他们采取的是多个用户“捆绑”式招标，作为和影响比天津公司的大。但是，也有一家工厂受到干扰，被迫购买指定关系户的产品。记得该厂厂长握着专家的手说，我们被逼无奈。但是，你们招标、评标的做法我全看懂了，什么是又好又便宜的，什么是贵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次，我算是“死也死个明白” ！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真的采取招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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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为企业排忧解难的招标

许多介绍招标好处的文章，理论上讲的头头是道。但不一定能打动人们。有时，人们口头上也讲招标好，心里却想，招标公司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所以，招标公司要做好招标项目，必须从企业的实际出发，帮助企业解决其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

当时我们分析：假设我是某某国营工厂（业主单位）的一名项目负责人或者技术人员。厂长（法定代表人）让我负责某某技改项目，引进国外先进的设备，尽早实现增产增收。我遇到的若干问题中，最关心的应当是以下5个问题：

   1、如何能够尽快完成政府部们对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或者备案等工作；
   2、如何能够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是使用国债资金，银行贷款，还是集资？
   3、如何才能买到比较理想的制造厂的设备，而且花的资金尽量节省，不能突破预算。
   4、如何保证进口设备的交货期，以保证工程的进度。
   5、进口设备能不能办理免税，如何才能办理免税？

    如果有人讲，按照规定，你这个项目必须招标。我当然没有办法，只能招标。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招标能不能保证我们买到比较理想的设备？如果，我们想买的是比较好一点但是价格贵一点的东西，而招标强调低价中标，非让我们买不想要的低价产品，怎么办？如果我希望买到比较熟悉的厂家产品，可是投标时突然出现一家我们不了解的厂家，万一它中了标怎么办？我们非得“隔山买老牛”不成？另外，招标能不能省钱，如果投标价比我们自己询价还贵怎么办？招标程序复杂，耽误了交货期怎么办？……总之，最终用户要考虑到许许多多实际的问题。

早期的招标，相当一部分，是协调和解决各种矛盾问题的。

1992－1993年，天津劝业场改造，全部电梯和货梯都委托我公司招标。为什么？当
时，劝业场的行业主管部门－商业部，倾向采用日本三菱和上海三菱电梯公司的产品，因为全国商业系统的大商场很多都采用三菱电梯，效果不错；而天津市的一些领导，却希望使用天津奥的斯电梯。理由也很充分：奥的斯电梯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厂家，天津奥的斯工厂就在本地，售后服务以及维修方便，可以随叫随到。天津机械局特地打了报告，希望支持本地的工业发展。副市长批示转发。具体到天津劝业场，两家谁都惹不起，得罪不起。怎么办？劝业场领导决定，通过招标，公开竞争，专家评标，谁更好就买谁的。招标的结果，上海三菱更便宜，中标。

  招标公司作为中介机构，曾经在很多难题的解决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早期的国内外联合招标，不仅解决了用户的诸多难题，而且，外汇的节约也很可观。记得解决最多的是某玻璃仪器厂项目，大约节约近200万美元，节汇率约46％。（此部分数据没有再细看档案，记忆难免有偏差。）几年间，曾经有十几家单位给招标公司送来了感谢的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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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国际招标初期，有3个例子给我的印象比较深。

    一个是，大约在1990年左右，天津某汽车制造厂“换型改造”项目。 由于项目包括换型设计和模具制造两大部分，投资额较大，上千万美元。所以，国际招标一开始，就吸引了诸多厂商前来投标。经过初评，选择英国设计＋台湾模具组合与日本某公司为“预中标”。双方都派来强大的代表团，争取最后的胜利。日本公司由副总裁带队，7个人的高级代表团，在宾馆一住就是半个月。有一次，在宾馆的会议室，中方和英国人谈判；而一名日本人坐在旁边的大厅里喝茶，身边放了个小箱子。英国人知道了，不谈了，说是日本人采用高级窃听装置……。而日本人说，我在大厅里喝茶，是我的自由，别人管不着。后来，好说歹说，才劝得日本人离开。谈判进行到白热化时，中方的专家、业主代表和招标负责人几个人象“地下工作者”，跑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商量事情。……最后，英、台组合以低于日方5万美元的价格中标。项目总共节约100多万美元。当时，英国的报纸（可能是泰晤士报）也及时报道了此事，感叹说，中国人也学会了采用招标的办法。

再一个，是对纺织设备的国际招标。90年代初期，天津市对设备陈旧的国营纺织厂进行第一次大规模的技术改造。纺织部特批天津市引进500台无梭织机。（当时，棉纺的细纱机和无梭织机等等，属于“归口”产品，由纺织部审批，以控制全国的生产能力平衡）。500台的批量，既很不容易，又是一个客观的有竞争力的数量。许多同志提出采用招标的办法。但是，纺织局一位老资格的主管副局长（也是一位我尊敬的领导）认为，时间已近年底，准备技术标书来不及，而且他们都不熟悉标书的写法，万一招标满足不了用户的需求就麻烦了。他以为，自己有信心有能力在年底前完成这么大量的谈判和签约工作。领导也都同意不再招标。最后，他果然在年底前2天，完成了签约任务。

但是，没有过几天，天津纺织局又打来报告：要求增加外汇。因为，他们购买的日本设备，采用日元签约；而几天以后，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急剧波动，导致我们标准核算外汇的美元数不得不上调。为此增加100多万美元（相应的也增加了人民币）。本人作为“审查、招标”合一的工作人员，自然听从领导指示，予以办理；但是，通过这一事件，我更加坚信：采用国际招标竞争的的方式，会体现出更大更全面的优越性 ！

大约在1992年底，在各个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天津市某色织厂32台剑杆织机项目终于招标了。（记得前提条件之一，是当时的纺织部改变了“归口”的做法。由于纺织部一手托两边：纺织厂要支持；纺织机械制造厂也要支持。所以，后来的“归口”，不是硬留下几台设备国内制造，就是要申请进口的厂家去找制造厂“开证明”。这样一来，全部经由国内外联合招标，还存在达到全部进口的“理想要求”的可能。所以，申请厂家的意见就小了，与招标公司的合作也就成为可能。） 经过激烈的竞争，比利时的某个厂商中标，而且肯定是当时国内的最低价。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中国有关织机的第一次招标（起码是比较早的一批）。但是当时，该公司中方雇员的一席话，我依然记忆犹新：【我在此公司做过多年，有时一个项目跟踪几年，眼看明天就要签约了，突然，不知道那个领导一句话……对方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没有办法，领导让我们和别人签约”。40几岁的大老爷们，我忍不住要哭了出来，我恨不得给他们下跪……。但是，我知道那没有用；那体现了“权力”。现在，你们采用招标竞争的办法，要求摆在明处。招标的办法好！不仅我们胜的高兴，而且，我们希望各地多采用这种办法！】对于“权力”的干扰作用，我和我的不少同事们，都有过类似这种刻骨铭心的感触。

招标虽然取得了成功，可是由于其他因素，该厂在对外付款方面遇到了麻烦。最后，项目的实施结果却不很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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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拓国际招标，主要是国企的引进设备招标。

大家都知道，国家成立各地招标公司的目的，最初是为了解决引进设备盲目进口的问题。采取市场竞争的办法，社会审查的办法，让国内能够解决的设备，留在国内制造；国内不能制造的，方可批准进口。这是一种“采用市场经济办法，解决管理问题的一种手段。”
经过有关领导、政府主管部门和招标公司的努力，国内的审查性招标开展起来了。当时，招标中心等领导部门对于招标公司的工作考核指标有：招标项目覆盖率；招标金额；招标设备总台数；中标设备台数；招标金额等等多项指标。每个月统计上报。

    一两年后，统计数据显示，招标覆盖率逐步上升；而国内中标的数量和金额，经历了
从零到上升，又回到几乎是零的过程。数据统计现象反映了背后的实际情况：开始，一部分主管领导和国营企业的同志，不愿意招标；后来认识到了招标的意义，而且国家规定，不得不招标；再后来，注重了项目前期的可行性调查、研究，技术指标的要求和价格的总和分析比较工作，都加强了，盲目性减少了，导致即使经过国内招标，中标的情况，也大大减少了，几乎又回到了零。

  这是国家推行招标投标的效果，是一种“螺旋式”进步或者叫做螺旋式的上升。

  许多企业都提出问题，招标公司的领导们也在思考：既然国内中标率很低，为什么非要走一次形式呢？无形中，耽误了至少一个月的时间。而且，当时，年初作计划，年中通过立项、可行性批准，有时第四季度，才能落实资金等一切条件。万事具备，只欠东风。招标耽搁一个月，外贸谈判就很被动。“招标竞争”理论上的好处这么多，为什么不能把国内招标和外贸谈判签约一起搞呢？所以，所谓的“国内外联合招标”的说法，就成了既不违反政策，又能改进工作效果的必然选择。
天津招标公司最早涉及国际招标的有三个人：一个是公司的主管副经理兼总工，1959年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先后做过天津石油化纤产分厂主管引进工作电器、仪表方面的副总，多次参加出国日本、德国设备考察和验收工作。后来调到天津市经委引进处负责电器设备审批等；另一位老处长，是60年的大专毕业，历任两家机械工厂的技术厂长，主持过该厂的生产线引进；1980年左右，曾经作为专家组成员，外派罗马尼亚。江泽民同志，当时是国家经委外经局长，曾经在欢送时请他们吃过饭。还有一位青年同志，外语专业，部队转业，历经多次机械行业的外贸谈判和出国考察，不仅翻译准确，还懂得一般的技术常识。大家常说他“比猴还机灵”。……他们对于技术、设备的引进都不陌生，对外交流和谈判，也都有一定的经验。

  由于天津招标公司与天津进口审查办是合署办公的，和项目单位以及外贸公司谈及国内外联合招标，不光道理容易接受，而且，人员方面也比较熟悉，大家一起合作容易愉快。

天津公司最初与天津外贸总公司、天津机械进出口公司等外贸公司合作，做了一些机械、电器设备的国内外联合招标，如：程控交换机、变电设备、塑料设备等等。

很快发现，经过国际招标，成交的价格有可能大大降低。单纯的依赖香港的代理商，常常由于我们的人不熟悉国际市场行情而“上当”、“受骗”。

天津招标公司的李总经理不止一次说，“流传着一种说法，香港人赚大陆人25％的人是傻瓜、笨蛋。意思是，有能耐的人，赚得更多。我们为了节约国家外汇，节省最终用户的钱，为什么非要通过中间环节呢，为什么让中间环节消耗那么多呢？我们就是要通过招标投标的方式，让国外的的制造厂直接参与竞争！让代理商的佣金落在明处，让买卖双方都得到最直接的好处。……”

大约在1989年初，天津招标公司进行了第一次机构调整：专门成立国际招标部，努力开拓这方面的工作。（当时的企业部门，都叫做“部”，负责人叫做“部门经理”；而政府机关还是“科”、“处”、“局”，负责人叫做“科长、处长、局长”。而招标公司属于事业单位，设立“部”，而负责人叫做“部长”，是一种介呼中间的特色。而现在，好像企业化的招标公司，中层负责人还是叫“处长”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