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曹建华 写给胡锦涛总书记的公开信——影响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十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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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胡锦涛总书记的公开信

——影响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十大问题  

           人民网博客  原创 2006-12-02 05:52:19  曹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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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

    您好！今天在博客上给您写一封公开信，想必您也看不到。虽然，我还是写了。您和您的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和世界所做出的成绩与贡献有目共睹，您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也将为中国和世界所接受。而我今天要对您说的却是我长期以来喜悦之中的一种忧虑，确切的说是“焦虑”。前几天，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大学校长座谈会上为中国大学长期以来培养不出大师级人才而焦虑。今天，我要对您说的“焦虑”是过去、目前也许未来一段时间内存在的“影响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十大问题”。也许，您也早已为这些问题感到焦虑，其实您和您的新一届领导人已经和正在考虑并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虽然，那种驱不走、赶不跑的焦虑还是驱使我写了。

焦虑之下说出的话也许挂一漏万，也许有很多不妥之处，但我还是忍不住说了。如果总书记能够看到，还请原谅。

                     影响中国社会和谐发展的十大问题

（  笔者按语）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活力，国民经济连续10年高速发展，人民生活由温饱逐渐步入小康，民主进程也不断加速，国际威望日见提高，然而，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进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度的转型期，新的思想观、道德观、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建立，新旧观念在矛盾过程中不断的碰撞、冲突，再加之西方社会的许多思想观念的不断涌入，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暂时的混乱，使人们的社会行为造成错位，更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垄断行业产生的社会利益分配不公，权利失控带来的官场腐败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乘改革开放之机国家政策的不完善、不到位、不健全甚至漏洞几钻改革空子而致富的社会富豪新贵，这些不到10%的人占据了中国90%的财富，社会成员之间贫富的两极分化已接近警戒线，致使各种社会矛盾日见凸显，社会各阶层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社会各个局部之间越来越多越来越突出的不和谐因素致使中国社会的整体和谐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有十大不和谐因素影着响中国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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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官员腐败已成为中国社会和谐的头号敌人

中新网11月28日电 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刊载文章称，国际社会对中国反腐败的思路与体制非常关注，对所取得的进步普遍表示赞赏。近些年，中国的反腐败机关每年都要处分大大小小官员二三十万人，其中有少部分涉嫌犯罪的被移送司法机关。

文章介绍说，据统计，近些年，中国的反腐败机关每年都要处分大大小小官员二三十万人，其中有少部分涉嫌犯罪的被移送司法机关。如果不是执政党和政府有坚强的决心，要把这些手中掌握着或大或小权力的官员拿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今年10月24日的美国《侨报》报道，在北京出席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届年会的联合国毒品与犯罪署执行主任科斯塔指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在反腐败方面的决心和力度很大，有可供他国参考的经验。

这是一篇赞扬中国近一年来反腐力度加大和成果显著的文章，但我们从“每年都要处分大大小小官员二三十万”这个数字看，中国的腐败问题不容乐观。 目前中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供养的党政官员高达1316.2万人（作者特注：不包括退休、离职及县级以上级别的其他党政官员）；国家供养的总人数已高达4572万人；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党政赐予的权利实行自费自支而存活的人。于是任玉岭委员大声疾呼：“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期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中国党政官员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是史无前例的，也是令世界震惊的！

中国党政官员腐败，已经严重的影响到改革开放的深入持续发展，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甚至影响到党的生死存亡。从1986年至今，20年来，被惩处省部级以上腐败官员达100多位，2006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落马，使中国党政官员腐败达到历史巅峰。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总数有近1000万党政官员被党纪国法惩处，再加上未被查处发现的腐败、在职或退役的各级党政贪官，实际上中国党政官员的2/3以上已经陷入绝对腐败的旋涡之中。官员的“普及腐败”，一方面致使中国国家的财富大量流失、甚至莫名其妙的被瓜分，另一方面由此产生了极大的不公平以及官民之间的矛盾冲突。

官员腐败的另一个危险就是由个体腐败上升到集团腐败，由个案发展到“窝案”，最终由局部腐败发展到整体腐败。上海市委书记腐败案的暴露，带出了一大串腐败官员。曾惊动国务院两任总理、中纪委牵头查办的中煤物产集团邯郸基地腐败窝案已初战告捷，该案查办了原中煤建设集团董事长齐尚贤、原中煤物产集团邯郸基地党委书记魏双根、原中国银行邯郸分行副行长刘品、原中国人民银行邯郸市中心支行副行长崔志刚在内的10余名干部，其中副部级干部1名、厅级干部3名、处级干部7名。

2006年侦查终结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市委书记马德一案，牵扯出260多名官员。一半以上的绥化县（处）级以上干部卷入其中，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也因此被牵出。王怀忠案的彻查，带出了47起腐败案件，涉案3亿多元，查处的地厅级干部即达11人。王怀忠这个集各种恶习于一身的巨贪，被当地人称为“王坏种”，并广为流传着这样的预言：“只要反腐不放松，定能抓住王怀忠”。[2] 而对韩桂芝案的顺藤摸瓜，又牵扯出一大批腐败官员，一批省厅级干部已被免职。前证监会官员王小石涉嫌受贿被批捕，同样牵出多名腐败官员。腐败窝案、串案的增多，显示腐败有从个体化向群体化、集团化蔓延，形成某种共生共亡的腐败利益集团的趋势。

总之，官员腐败是产生社会不公的根源，官员的“普及腐败”形成了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大量的掠夺了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公共资产，致使官员腐败成为社会和谐的头号敌人和矛盾焦点。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网络调查的形式，请公众表达他们对2005年关键词的预测。结果“反腐败”以得票率49.4％获得十大关键词之首(据历史资料查知，反腐败一直是中国社会问题调查问卷、近10年来一直是中国老百姓强烈关注率最高的第一话题。包括中国官方网民最多的新华网、人民网等，都十数年以来绝对雄居排名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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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力失控，导致官民关系恶化、党的威望降低

权力失控，导致官场腐败，官场腐败加剧权力失控。权力失控是因为权力失去监督，而失去监督的权力犹如脱缰的野马在人民利益的原野上纵横驰骋，无可阻挡。中国的各类监督机构犹如泥刀蜡枪，地方纪委受地方管辖，司法机关受地方财政供养，让儿子去监督老爹，让女儿去监督老娘，地方纪委成了摆设，司法机关失去作用。新闻监督虽然起了一定作用，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要引不起中央领导重视，你暴光你的，我干我的。说是要实行法制，但许多大案要案如果不是中央高层领导亲自过问，犯罪分子特别是贪官就会逍遥法外。“法制”转了一圈，最后还是由“人治”解决。最后只剩下了人民，但人民人微言轻，在这个“人治”思想还很浓的社会里，一切要走法律程序，不能再搞“人民战争”，中国权力由此失去了革命性最强最坚决的监督者——人民。权力的失控，直接导致了腐败野草遍地丛生，党的阳光被腐败的乌云层层遮蔽，中央的政策被权杖层层阻挡，官民关系越来越恶化，有人甚至说，中国所有官员站成一排，挨个杀，有冤枉的，隔一个杀一个，有漏网的。这话虽然有点偏激，但说明了一个问题，官民关系空前恶化，党的威望空前降低。

三、台湾问题是阻碍中国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中国领导人都把台湾回归、祖国统一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尤其是九七年以后，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统一就只差台湾了，因此，显得的尤其重要。其实，台湾问题因为牵涉到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介入，使本属于中国国内事务变得日益复杂起来。台湾问题本属中国内部矛盾，但美国为了在台湾长期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以实现控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的目的，一直暗中支持台湾独立，干涉中国内政，虽然口口声声说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执行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三个公报”原则，但美国决不会放弃对台湾的控制权。对台湾执政者来说，“台独”势力还很猖狂，党派之间矛盾重重，回归大陆、实现统一的势力还很微弱；对民众来说，回归大陆，实现祖国统一，有了强大的国家依靠，似乎问题不大，但民众往往比较现实，看重眼前利益，大陆的经济一直比较贫穷，担心回归后会不会降低生活水准。由此看来，美国如今虽仍然控制着台湾，但由于和中国已经形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所以，如果台湾民众回归大陆的意愿越来越强，祖国统一便指日可待。但台湾民众的回归意愿要看大陆的政治民主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

四、“人治”的余孽还在阻碍着民主进程

中国社会要达到和谐，必须根除“人治”的余孽。从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毛时代的近30年，中国基本上搞的是“人治”政治，所有社会矛盾，一是靠行政权力解决，一是靠“政治运动”来解决。如“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人民不知道什么叫民主，不知道什么叫“权利”。官员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人民，执政者的思想和意志就是真理，人民没有半点话语权，谁敢说社会主义也有不足？谁敢说资本主义也有长处？人民不得有丝毫自己的思想和看法。人民的权利被肆意侵害，个人的利益得不到任何保障。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民主进程得到快速发展，政治环境得到前所未有的宽松，人民权利得到一定的保障，社会的法制意识得到整体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懂得的了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最明显的是人民的话语权得到了空前的保障，人民参与国家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愿望和意识越来越强烈，然而，中国五千年来的“皇权政治”所形成的“人治”顽症根深蒂固，“人治”思想还深深的普遍的埋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权力意识”在中国官员身上还普遍存在，“权力意识”是“人治”思想的外在表现，“权力意识”支配着官员的一切行为，如，政府强行征用老百姓的土地，强迫老百姓种植各种作物，行政性乱收费……新中国近60年的历史，几代人的努力，没能使中国走进“法制社会”，如今，经济发达了，生活富裕了，社会安定和谐成为老百姓最急切的渴望，为此，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任务，但就目前的情况看，依法治国，仍然任重道远，和谐中国，仍需百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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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社会成员等级现象的存在制约着社会和谐的形成
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全体社会成员平等相处是和谐共存的第一要素。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将全体社会公民按贫富分成三六九等，呈金字塔状，老百姓永远处在金字塔底，属于被压迫剥削和歧视的社会最弱势群体。孙中山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推翻的大多属于表层性的东西，五千年的封建思想深深植进中国的版图。新中国成立后，地主阶级被推翻，社会实现了相对的平等，但新的等级制又在形成，近60年历史的新中国，将13亿公民人为的分成近3亿的“城镇居民”和9亿多的“农村居民”，历时50多年不平等“公民待遇”，而且，“城镇居民”祖祖辈辈都是“城镇居民”，农村百姓，除了上学、当兵、招工，一代接一代，成为“世袭”农民；虽然，如今，国家正在努力消除这一差距，大家都在前进，农村居民要真正赶上城市居民，究竟还要多少年？比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居民的孩子考大学，同样的题目，北京户口的考生，400多分就可以上重点大学，而农村的孩子考500多分却连本科也上不了。国家把大量的钱投入城市建设，而几十年来，很多农村仍然是新中国刚成时的样子。人为等级制度严重制约着中国和谐社会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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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律公正的缺失使中国社会各成员间的关系难以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改变过去的“人治”政治，中国制定了现行宪法及法律共计534部 ，
行政法规490部 ，司法解释194部 ，部委规章及文件7767部，可谓浩瀚如海，但执行情况呢？真正的法制社会不是看制定了多少部法律，而是看执法者能不能严格执法，社会成员能不能享受到法律带给他们的公平和公正。我国长期存在的老百姓告状难的现象，正说明了中国社会法律的执行情况不容乐观，而且可以说很不乐观。老百姓为了一个案子，跑断了腿，磨破了嘴，看尽了脸，花光了钱，结果是受害着冤屈仍在。违法者逍遥法外。行政干预、警匪勾结、吃了被告吃原告、告状信、上访信转了一圈又回到被告手上……司法失去监督，执法者滥用权力，这一切都在阻碍着司法公正，破坏着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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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垄断行业成员形成新的“剥削”阶层加剧社会矛盾

什么叫“剥削”？“剥削”就是少数社会成员依仗强势剥夺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财富，将社会成员的共有资产变为自己的私有资产。中国所有财富性产业包括金融、电力、电信等等50多年的产业垄断在中国形成了新的“剥削阶级”，他们极少数人占据了大多数财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不但造成了社会极端的不公，而且减缓了消费的周期性，抑制了货币的流通，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据媒体报道，中国所有商业银行的“行长”、“董事长”年薪都在100万以上。一个行长的年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中等收入者100倍，相当于贫困地区老百姓1000倍。在同一地区、同一地方，一个电业局职工的年收入是30000万至50000万，而一个普通教师的年收入是6000到10000。无论是金融、还是电力，都是国家的公共资产，属社会全体成员共有，但，现在大多数人应得的那部分被垄断行业少数人剥夺，形成了新的“剥削”。垄断行业剥削非垄断行业，城镇剥削农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多年跟踪所做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如果把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这些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的因素都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社会成员间的矛盾在不断加剧，形成不可忽视的不和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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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教育产业化“催化”了教育不公平

教育产业化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教育乱收费”，而教育乱收费加剧了教育产业化，最终导致了教育不公平。大学的连年扩招，带来的本应是平民化教育时代的到来，但高校收费一路狂涨，使占据中国人口9亿多的农民的孩子失去读书机会，尽管国家采取了许多办法，但仍然收效甚微。即便是在城市，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的缺失与不均衡，致使择校现象越来越严重，教育内部也在人为的制造择校环境，重点校、重点班、特长班、侧重班如雨后春笋般滋生出来。为了孩子，家长们不得不省吃俭用、东挪西借，掏几千甚至几万块钱让孩子上重点。更有许多公立学校凭借自己的优势大办校中校，公校私办，任意提高收费标准，使国家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变成一些学校敛财的工具。依支付能力，中国现阶段大学学费世界最高。据统计，从绝对数字上看，日本的学费是世界最高，每年教育总支出约人民币十一万元，但是若考虑人均GDP，日本的教育总支出相当于中国居民支付三千五百五十元。与日本相比，中国现阶段大学费用支出每年在一万元以上，堪称世界第一。如果不下大力气消除教育乱收费现象，教育公平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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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安全形势的恶化，越过了社会和谐的底线

据权威机构统计，全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人超过10万,伤人约4～5倍,也就是约50万。1997年全国记录在案的交通事故共计304217起,死亡73861人,伤190128人,直接经济损失18.5亿元，分别比1996年增长5.7%；2006年11月22日，记者从在广州召开的全国预防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专项行动汇报会上获悉，截止到11月20日全国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81000多人。

矿难事故，世界第一。2004年，全国矿难死亡人数高达六千零二十七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2005年有5986名矿工死于3341起矿灾。

中国为全球自杀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自杀人数则占世界自杀人数的四分之一，居世界第一位。根据中国卫生部二零零三年的统计数字，中国每年至少有二十五万人死于自杀，两百万人自杀未遂。中国当地专业研究机构根据文献和调查结果推算出来的数字更高。在当前的中国，自杀是人口死亡的第五大死因；而在十五到三十四岁的人口中，自杀是首位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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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医疗公平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看病难成为社会热点

公元两千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位居第一百八十八位，在一百九十一个成员国中排倒数第四位。数据还显示，每年有接近百分之五十应该到门诊看病、百分之三十应该住院的中国民众，因各种原因得不到救治。

看病难的核心是药价高、收费高。改革开放近三十年，药价、住院费翻了几十倍，过去治个感冒仅花几角钱，现在要花几十块，过去动个阑尾炎手术只需十几元，现在的上千元；过去住院每天只需五六元，现在得一百多。

老百姓说，如今，连感冒也得不起了，因此，得了感冒，只好撑着，自生自灭。如今，乡镇医院都破破烂烂，农村的保健站、诊所几乎绝迹。高收费带来了农村医院萧条，农村医院萧条又反过来加剧高收费，动辄几千上万的医疗费使刚刚迈进温饱线的中国农民望而怯步。中国农村医疗由此走进了一个“高收费、高萧条”的怪圈。

                                                                   致礼

一位中学教师 曹建华

2006年12月2日凌晨5点55分

[Edit on 2006-12-03 19:04:01 By 曹建华(sxplcjh)]
[Edit on 2006-12-04 07:51:09 By 曹建华(sxplc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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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述
曹建华 山西平陆人，国家级骨干教师，山西省学科带头人，博客网专栏作家，愤世嫉俗，欲除天下不平；爱好奇石收藏，喜欢与山水自然亲密接触；三十年教育生涯，现有《写给语文老师》书稿案头待“嫁”，半部《毕业赠言》正在写作；无权无钱，惟有鼠标键盘。

bidboy

建设和谐社会是什么意思，不是解决问题而是给中国人一人打一针麻醉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