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道生长篇反腐败文章 【转贴 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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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29 10:33:53 |只看该作者

第六部分

邵道生长篇反腐败巨作 6.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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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29 16:14:28 |只看该作者

第7部分，发完全文。

邵道生长篇反腐败巨作 7.ex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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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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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使者

签名正在书写中，请稍候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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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29 16:23:20 |只看该作者

辛苦了。向gzztitc致敬！

行从大道，老汉双手握标书，理贵持公不卑不亢，谐奏琴瑟琵琶；剑走偏锋，镖局一肩担道义，心能守正无私无偏，荡涤魑魅魍魉。

plum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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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使者

走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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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29 16:30:18 |只看该作者

辛苦了，谢谢楼主，尤其是楼主整理的目录，对于我们阅读此文非常有帮助。

向楼主致敬！

招标师之家——招标师的网上家园 http://www.chinabidding.com/pub/zxzx/zb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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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30 11:03:53 |只看该作者

邵道生反腐败言论 摘录 2 （选自本人整理的 长文之二、三） 据建设部官员披露：中国662 个城市、2万多个建制镇中，约有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长官意志严重、不按科学态度搞建设、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谁都知道，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是很有“权威性的监督部门”，根据记者的透露，有不少“揭露性的采访”，往往是前方采访的记者还没有回京，这些“被采访”的权力者通过“权力关系网”的运作，竟能使能“管”《焦点访谈》的权力部门来“问问情况”了，最后将准备报导的腐败案件扼杀于摇篮之中。 为什么会出现“权力私有化”、“权力商品化”、“权力特殊化”、“权力家长化”？ 当今腐败了的“第一把手”往往在加强领导的名义下，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从而使各种监督机制难于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对“一把手”监督难是个普遍性的问题。贵州省纪委驻省交通厅纪检组长、交通厅党组成员龚仕金在反思卢万里大案时就指出，卢万里案件的教训在于：“上级监督下级——太远；下级监督上级——太难；同级监督同级——太软；法纪监督——太晚。”说得很真实，却是现实的写照。 如今，谁也不会怀疑英国阿克顿教授关于“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2]这一说法的科学性。 孟德斯鸠教授在说了“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之后，还说了后面一段话：“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来制约权力。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产生腐败。” 如何对“第一把手”的权力制衡 “第一把手”的责任重，要有人当，要怎样当才算当得好？才能防止“第一把手”的腐败问题？我想，对“第一把手”腐败的治理，制度建设很重要，关键是在如何防止“第一把手”权力的绝对化，是在如何治权、分权，是在如何对“第一把手”的权力制衡。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权力要优化。为此，既要改变传统的“你办事，我放心”的选官模式，也要废除“第一把手”组阁的“承包制”模式，选官要公开、平等和民主，上级部门要把好任免关，要让一身正气的德才兼备者去任“第一把手”。实施用人失察追究责任制度，不得口头推荐，不得私下打招呼，对那些不坚持原则、不认真负责，或者徇情枉法者，一定要追究其责任。当今一定要注意那种“程序上的公正而实质上腐败”的选官形式上。 第二，权力要分散。即将“专权”变为“分权”，不要垄断权力，不要将“关键的、重要的权力”都集中于一个人的身上，大家的事大家办，领导班子的事大家办，一定要改变一些单位的“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的不正常现状。要渐渐形成“第一把手”也只有“一票”的权力，要迅速改变当今“第一把手”对大小事都有绝对否决权的不正常现象。 第三，权力要分流。在纪委、监委等领导体制上要有所变化，强化监督部门的“垂直功能”，将监督部门“剥离”出去，“弱化”被异化了的“第一把手”对纪律检查部门的“监控权”。惟此，这些部门的的人员才能放心大胆地对诸如“第一把手”的实权人物进行监督。 第四，权力要能批评。谁都没有说过“第一把手”不能批评，但是，往往是只有“第一把手”出了问题、“打倒”以后社会才能对他们进行批评，所以，整个社会要创造一种能够批评“第一把手”的舆论氛围，不要对舆论批评“大惊小怪”，更不要认为对“第一把手”的批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别有用心。 第五，权力要审计。要对“第一把手”在任时的工作情况、财务情况要进行动真格的而不是走过场的审计（任期审计），这要成为一种制度定下来，尤其是对离任的、外调的“第一把手”进行全面审计，审计要实在，不搞花架子。 第六，权力要受惩罚：要依法治权，对腐败了的“第一把手”要“动真格”的，不宠，不包，不护，更不能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无节制地对他进行“人为地拔高”。要努力改变现实生活中的那种“对上不对下、查小不查大”和“见了老虎猛烧香，遇着苍蝇乱开枪”的倾向。 第七，权力的监督要受保护。要大力保护举报人，要狠狠查处那些心术不正的“第一把手”对举报者的打击报复现象，为此，整个社会要尽快制订一部“举报法”。 第八，权力不要神化，要花大力气防止在党內、在社会生活中很容易出现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现象，尤其是要注意防止对“第一把手”的盲目的、无原则的吹捧，要记住：中国的”权力之绝对化往往是与大大小小 “第一把手”的大大小小迷信、大大小小崇拜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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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31 10:01:14 |只看该作者

邵道生反腐败言论 摘录 3 第10章 怎样监督“第一把手”（五）：强化领导的民主作风 民主意识、民主作风是许多领导（尤其是“第一把手”）欠缺的东西，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出那么多的问题，腐败之所以能发展泛滥到现在那么严重，我想领导的民主作风肯定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一）什么叫民主？ 什么叫民主？这本是哲学家、政治学家的专利。什么样的解释都有，至于这方面的文章、著作你是一辈子都看不完的，而且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越看越糊涂，越看越不明白，其中的学问实在是高深、玄妙得很哪。至于到了一些现代政治家口中，民主这个东西就像魔术师玩魔术一样，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谁都搞不明白，譬如“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被标榜最最民主的了，而实际上呢？这个时期是最最专制的；有的人组织了一大帮专家学者写民主，然而最后的成果却变成了他个人的了，实在是不民主。 所以，我总想搞出一个“通俗的民主”，搞出一个老百姓“弄得明白的民主”，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真还想出来了，感到民主并不是像哲学家、政治学家说的那样，学问深不可测，它一点都不神秘，只要社会能达到以下“三个标准”，社会也就民主了： 第一个“标准”是对普通老百姓、普通干部言的。若是普通老百姓、普通干部能说真话、不说假话，对领导干部能说批评的话而且一点都没有顾忌，那就算是民主了。这个标准高不高？谁都会说，标准不算高，然而实现起来难不难？却是很难很难。随便举两个例子就可以证明我以上的说法是正确的。一是中国深圳发展报告（2003），披露了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调查结果：在对机关工作环境的评价方面，干部意见最大的是在机关难以做到讲真话；二是郭光允对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说了他自己想说的真话，结果呢？没有多久厄运降到了他的头上，郭光允在家门口遭到几个陌生人袭击；几个月后他在单位附近出车祸，被撞成脑震荡，住院一个多月；接着又莫名其妙地被石家庄市公安局收审，直接送到石家庄看守所，还一个劲地要他坦白交待出“反程维高集团”的后台来。程维高肯定会说自己是最最民主的，然而却是最不民主的。 第二个“标准”是对知识分子而言的。知识分子起码的要求是什么？就是想将自己的观点、思想说出来，就是想对他人的研究成果说出一点自己的看法来。做到这点难不难？理论上一点都不难，为什么？因为任何时候我们的社会都是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作为繁荣、发展学术的指导方针的，而且从来都是说自己在执行这个方针的。而实际上呢？往往是“百家”到最后只剩下了“一家”， “百花”到最后也成为“孤花”，对学术的“审判权”最终都在权力者手中。中国为什么缺乏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代中国为什么出不了诺贝尔级的学术大师？原因固然有很多，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缺乏获得诺贝尔奖的土壤”（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对王选的谈话）。应该说，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环境比之于过去，的确有了极大的进步，然而遺憾还不少，万能的、管人的权力者太多了，他们一不留神就情不自禁地充当“学术审判官”的角色了，而且经常以过时的思想、意识、观点去“审判”学术问题，搞出了许多冤假错案，怎么能出得了诺贝尔级的学术大师呢？ 第三个“标准”是对社会舆论而言的。若是我们的社会一发生什么重大问题我们的媒体马上可以讨论了，大家都可以来一个“七嘴八舌”，社会氛围很宽松，也就算是民主的了。 这个要求高不高？当然不高。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公开、透明，发生了什么事件，人们的知情权当然要知道为什么发生的，有什么特点，怎样去克服事件背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陈旧的、丑陋的、腐朽的东西。这当然是有利于社会的发展。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却实在太难了，我们社会的“顾虑”太多：什么民众素质太低啦，什么影响社会稳定了，什么不利于领导的威信啦，总之一句话，基本上还是沿袭经济时代的做法，一切的一切都是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发布信息，广大的公众呢？只有“学习”的任务，发表“读后感”的权利……这样的民主当然只属于权力者的民主，显然是不够的。 我的上述关于民主的这三个“标准”是不是要求太高？是不是带有一点目无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色彩？是不是带有一点“自由化倾向”？我想不是的。若是这样想，真还有点冤死我了。譬如，就我的第一个“标准”来说，似乎广大人民都有这个愿望，甚至还比较强烈，所以还算是能代表人民利益的吧！就我的第二个“标准”来说，它实在是发展先进文化之先决条件，双百”方针执行得不好，哪来什么先进文化啊！就我的第三个“标准”来说，它绝对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方向，一个社会发展得要好、要快、质量要高，真还必须那样去做。其实，我们的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就是在这样做的，而我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希望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社会的态度还要更坚决一点，所采取的措施还要更果断一点，所迈的步伐还要更快一点。 总之，如同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 怎样解释当今社会泛滥的腐败现象？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又是一个理论问题，很值得研究。很多人将寻求问题的答案瞄准了国外，用外国人发明的理论来解释，那个红得发紫的“寻租理论”就是一例。依我之见，用它来解释权力腐败就有点不伦不类。东西是自己的，将它租出去，寻点租金花花，又何不可？可是权力这个东西是自己的吗？它是姓“公”的，就根本不存在租不租的问题。所以寻常人（如干部和群众）听了这个理论之后除了感到深奥、难懂之外，别无所获。我也算是一个文人了，但是思量了半天仍有一种别扭、灰涩之感。我问了一些对理论尚感兴趣的政府官员，问他们能不能理解这个“寻租理论”。他们的回答倒是很坦率：何必这样咬文嚼字呢，将一种谁都懂的“权钱交易现象”用一个很难懂“寻租”的概念来解释，何必多此一举呢？这位官员说得很坦率，用简浅的语言能解释清楚复杂的社会现象，这是理论家的“能耐”，现在倒好，来一个颠倒，用一种谁都不懂的语言来解释大家关心的现象，将人们搞得稀里糊涂，这哪能算是理论呢？ 我以为，用阶级斗争的理论倒是能解释清楚这个最终能亡党亡国的腐败现象的。 “强龙难斗地头蛇”，这是中国民间智慧对一种社会现象的形象概括。 “强龙难斗地头蛇”这种现象过去存在，现在亦不乏此例。《瞭望东方周刊》第39期刊登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开发广州南沙遭遇“地头蛇”刁难的长篇文章，就是一个非常生动、典型的例子。 霍英东这三个字在中国恐怕是极负盛名的三个字；从理论上讲，就他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个头衔，大概亦属于“国家领导人”之列了；至于他的个人财产，应该算是世界级富豪的了，稍稍夸大一点地说真可以是“富可敌国”的了；至于当霍英东拿着400多亿元人民币去投资开发番禺和南沙的举动，无论如何是属“爱国”之列的……所以，说霍英东是一条“强龙”，是一点错都没有的，然而，就是这条“强龙”，在其1993年到2003年长达10年的投资中，却受尽了南沙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番禺区委书记、番禺区政协主席的梁柏楠的敲诈勒索、盘剥刁难。如：霍英东在南沙开发了东发码头，梁家硬逼霍英东掏2000万元给他们搞个同样的南伟码头，并交由梁柏楠的亲信管理，货物就往自己的码头运送；霍英东想把港前路修到地方所属的山后面成环岛路，钱交出后没有下文，对方说是用作“搬迁费”了。霍英东要建个小型的蒲洲花园，对方在邻近山脚挖来了一堆黄泥，在山上拔来一堆小草，栽几棵小树，便拿走了1500万元。所以，霍英东说：“我一生搞工程，从未见过这样离谱的事。” 精明的霍英东在不同制度的香港闯荡了几十年，就其“洞察、驾驭社会能力”而言，实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就其个人同中国最高层的“关系”而言，亦非寻常，我想，只要他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稍稍吐吐“苦水”，解决梁柏楠这个人的问题恐怕亦非难事……然而，霍英东选择的是一个“忍”字，而且一“忍”就是十年，而且只是在梁柏楠其它腐败案件牵出来之后，霍英东被敲诈勒索、盘剥刁难的事才被披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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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发表于 2008-10-31 10:01:58 |只看该作者

邵道生 反腐败言论摘录 4 我是非常同意西南政法大学<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朱建华\">朱建华</personname>教授发表的观点：“随着我国加入<chsdate w:st=\"on\" year=\"2003\" month=\"10\" day=\"31\"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2003年10月31日</chsdate>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国际反腐败公约》，性贿赂写入国家法律势在必然”，因为“按照该公约标准，只要接受了不该接受的利益就构成贿赂”。法律的功能是什么？依我这个社会学工作者的观点来看，当某种社会行为普遍地损害或危及到社会利益时，那么，法律就应该去限制它、惩罚它，缩小它对社会的危害性、破坏性。对某种危害社会的现象法律“管不了”时，那么，就要对现时的法律进行反思，就要修改，就要补充，就要发展，就要“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改错误”（毛泽东语），这就叫“与时俱进”。一旦法律失去了这一特点，也就失去了活性，不是“活法”，而是“死法”。 让人丧气的“高缓刑率” 譬如说，当今贪官的“高缓刑率”问题就相当突出。《检察日报》的报道：自2003年到2005年期间，全国共有33519名职务犯罪被告人被宣告缓刑，职务犯罪案件的年均缓刑率为51，5%，明显高于公安机关侦察案件19，74%的年均缓刑率；人民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缓刑和免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1，78%递增至2005年的66，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刑、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至2005年的82，83%。另外，对那些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的腐败分子很少判处死刑，多是死缓…… 　　对腐败官员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宽大关怀”？原因自然很复杂，其中有以下几个“可能性原因”：“可能性原因”一，这是中国传统的“官本位”因素在隐隐起作用，是“刑不上大夫”陋习的另一种表现；“可能性原因”二，这是当今地方上反腐败斗争被“摆平”、“搞掂”的另一种表现，尽管腐败罪名不能免，然而其“牢狱之灾”却可以消，彼此之间有一种判你刑但能让你马上出来的“黙契”；“可能性原因”三，这是在一些地方对腐败分子不彻底交待的“特殊奖励”：只要你守住“底线”，我就可以用缓刑来“宽大处理”，来“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