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标”这个“反腐措施”为何被称为“腐败帮凶”？(上）（中）（下）

余以军

楼主这个系列帖子太值得大家关注、思考了！

大家一起来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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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容易忽视真正的主管基本力量：



涉及到具体的采购招标事项的时候，看起来关注的部门和人员不少：除主管部门以外，还有纪委、监察局、检察院、特聘监督员等等。



人们常说：在中国，最难找的是“有关部门”；在采购与招标中，到底有多少个“有关部门”？在各个程序进行中，到底哪一个或几个“有关部门”参与其中，那也是本人感到糊涂的一个问题。



但是，究竟真正主管的部门和人员是怎样的呢？



    在本人2007年初发表的《一个可能“傻冒”的问题——中国有多少官员专管政府采购与招标投标？ 思考与困惑27》中，曾经写道：


美国目前拥有一支30000名招标采购专家和15000名招标采购官员的招标采购队伍。而且量多面广的律师都兼有这方面的知识和业务。这支队伍是公共招标采购中的组织基础。



（引自吴树贵《关于美国招标采购制度的考察汇报 》1997年。）



而我自己当时有疑问：


{而我国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2007年2月2日，在庆祝首个政府采购研究所成立的论坛上，牛志奇（中国水利部预算执行中心主任）的论文《中国政府采购改革与国际衔接》里说道：


    【我们部门来讲，一个单位从事政府采购的人可能就一个，因为水利部单位非常多，20个直属单位，具体负责政府采购的就可能一两个人，有的人还是兼职的，还不是专门来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在人员方面的差距，本来知道的人就少，具体干这个的人就更少了。】



我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下面是初步结果：



财政部：主管机构是国库司，内设“政府采购处”；


发改委：主管机构有：固定资产投资司；法规司；重大项目稽查办等等；未见到专门的负责机构名称。

    商务部：主管机构：产业司（含原来的机电司），下设有招标处（主管机电设备国际招标）。


    建设部：主管机构是建筑市场管理司和政策法规司，未见专门的采购招标管理机构名称。



交通部：未见专门机构。



信息部、教育部 …… ……



国家政府部门的规格高，叫做“处”的，不代表人数量一定多，也许只有数人到十余人。



累计起来，也许有百十人？一、二百人？



国家的部门现状如此，地方上，省里、县里的就更不用说了。我很奇怪，也不知道这个问题重要不重要？我想，现在我们不断加强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完善各项措施，无疑是对的； 但是，再好的制度也要人来执行。人们不是常说，人才是决定的因素吗？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保密的？我想不会吧。“阳光采购”、“阳光招标”的说法表明，这种数字不应该列入保密范围。



我们公共采购的组织基础在哪里？}



如今，又是4年的时间过去了，似乎上述机构没有什么变化；人员，似乎还是不很多的几百人？



在2010年6月份报道的“中国招投标领域年度聚焦会”等消息中，人们可以看出，出席会议的有关部门，仍然是“国家发改委法规司”、“投资司”；而财政部的具体主管仍是“国库司政府采购处”。……



而我们的政府采购总金额，到2009年已经达到7000亿；每年，发改委牵头的“法定招标投标”，已经达到几万亿。



我不知道，当有媒体和记者报道各地的“政府采购中心”有八种不同的模式的时候，是否想到：我们主管政府采购与招标投标的省部级领导机关，有多少种模式，有多少人员专门负责此项工作？是否与其应该承担的任务和责任相符合？



据说，全国列入“公务员”系列的，有5、6百万人，加上“准公务员”，共有1100万人。在承担采购与招标“监管”任务的省部级专职公务员只有数百人的情况下，能够有充分的人力和精力，去完成这样“监管”的任务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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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就是这个样子，看似清楚，实则不明！看似正确，反之也对！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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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面 需要认真研究的三大问题



    本人以为，钱忠宝先生的呼吁，多年不见显著效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人们可以想象到的主要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第一方面 ：如何认识和区分“权利”与“权力”



  本人在学习中，曾写过初步的体会：《“权利”应保障 “权力”要制约》。其中说到：



【经过学习，本人明白了，一般的自然人或者法人单位的“权利”，都是一种法律上的概念，是由法律法规来明确的。



相对而言，“权力”多数指的是政府部门，在执行时表现出来的行政职责和支配的力量，也可以说，是一种“公权力”。】


【“权利”往往只有“有”或者“无”的区分，没有大小的区别。比如，公民都有选举权，而且，一个人一票。被剥夺公民权的犯罪分子，就没有这种选举权。有的时候，“放弃”也是行使自己的权利，比如，不去参加投票；比如，投了“弃权票”等等，都是行使了自己的权利。



“权力”则有“大小之分”。比如：科长的权利就比一般的公务员大；处长的权力又比科长大；厅局长的权力则更大……】（引文完）



问题自然就来了：一个普通的事业单位（比如学校或者医院），一个普通的企业（比如高速公路企业或者水电站，或者其他制造厂），不是政府机构，怎么会有“权力”之说呢？平时，人们所说的“限制招标人的定标权”，“限制评标委员的自由裁量权”，到底指的是“权利”还是“权力”呢？……


在2009年初，本人曾经和陈贝利律师通过几次电子邮件；那时，希望通过对法律专家的请教，帮助自己进一步弄清这里涉及到的“权利”和“权力”问题；陈律师的解答，无疑是“释疑解惑”；但是，问题的复杂性，本人仍感到似是而非，似明仍糊涂。后来，招标师考试问题临近，这个事情也就不得不放下了。……


现在，本人初步思考的意见是：由于我国采取的是项目法人责任制；所以，当使用财政性资金和国有资金或者其他公共资金的时候，招标人（法人单位），就无形中获取了使用乃至支配这笔资金的“权力”，包括支配相关的“人、财、物”的权力。


所以，对其制约，也是保证“公共资金”不能乱用的一种措施。


但是，具体到一个招标投标过程中，哪些是“权利”，那些是“权力” ？


往往事情还都是交叉的：不仅在招标投标评标等过程中，涉及到“权利”和“权力”的问题，即使到了质疑投诉甚至去法院诉讼阶段，实质上，都有希望更高更大的“权力”来支持自己一方的维权（权利）主张的那个含义。……


所以，本人深深的感觉：要想论述清楚在采购与招标方面，中国的“权利”和“权力”关系，是一个比陈景润攻克“歌德巴赫猜想”，还困难许多的问题。希望有更多的人们，更高水平的人们来关注它，研究它，解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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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方面 政府部门应该如何定位？



    上述引用招标投标协会李小林副秘书长的文章，指出了政府部门在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越位”问题。


那么，怎样才是政府主管部门履行恰当的职责，既不是失职，也不越位呢？


按照本人初步的思考，我们应该努力建设一个阳光的、开放的、服务性和负责的政府，来代替传统的管理型的政府。



人们常说“阳光采购”，“阳光招标”；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政府”要阳光！


本人注意到：大约从2005年开始，财政部以广东省为试点，开始探索“公共财政的改革”。本人的理解，其最终目的，也是建设一个阳光的、服务性的政府。目前，这一渐进的过程明显加快：


2009年底，广东省人大通过全国第一个贯彻执行《政府采购法》的地方实施办法。有人评论，这也是关注到“格力空调事件”的结果之一。


广东省和广州市的财政局，陆续公布“政府账本”，供广大的群众监督；


广东省财政厅陆续公布了自己内部的《权力运行流程图》，有记者报道说：【现在“流程图”逐步被挂到该厅的门户网站上,供所有民众监督。主动引进社会的权利来制约政府的权力,让行政权力回归其应有的位置与状态，塑造政府的公信力。广东省财政厅此举的全部意义或正在于此。】


然而，目前这方面的情况并不乐观。2010年的6月15日，【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调查完成的2010中国省级行政机关透明度排行榜正式公布。排行榜显示，以100分为满分计，我国31个省级部门机关透明度的平均成绩只有3.21分。调查显示，问卷涉及到的109个部门，只有18个部门主动公开部分信息，基本没单位公布“津贴补贴”与“出国费”，这还不包括群众反应强烈的公款招待和公务用车有关情况。评估分数少得如此可怜，莫非其中真的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关的引文）




什么是“管理型的政府”，什么是“服务型的政府”？


本人的浅见，归纳出6条；抛砖引玉，阐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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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管理型的政府官员，容易强调自己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不少时候，人们还习惯使用旧社会的称呼，说他们是XX地方老百姓的“父母官”。



服务型政府的官员或者说领导，内心里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俯首甘为孺子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毛（现名邓蓉）写的那本书《我的父亲》，在封底标明：


“我是中国人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


（插图）


            




一个是县处级干部，被称为“七品芝麻官”的，却乐于被称为：人民的“父母官” ？


一个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却被自己和家人认为：“人民的儿子” ！


谁是谁非？谁高谁低，不是一目了然吗？！


本人呼吁：从各种有关的媒体报道中，坚决删除“父母官”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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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管理型的政府，官员也常常强调自己的职责；实际上，职责不清导致的“失职”或者“越权”的情况比比皆是。



    在一次闲聊中，我的同事讲过一件小事：一次，他们开着汽车，从天津出发到北京去办事。不巧，刚出高速公路的一个收费站，就和另外一个单位的汽车“蹭”上了，双方的汽车外表的油漆都被划出了一个道道。


双方都打手机“报警”；天津的交通警察很礼貌的问：“你们在哪儿碰的”？然后回答，“出了高速公路收费站，就不归我们管。你们应该找廊坊地区的警察。”；好不容易打通了廊坊地区的电话，对方很客气的问：“你们碰车的地点在哪里，是在某某公里的标记之内还是之外？”原来，那涉及到是廊坊地区管还是北京的警察管的问题。


……半个小时过去，双方谁也没弄明白到底该归那儿的警察管。最后，倒是一致同意，反正都是单位的公车，又都有“保险”，干脆，自己回去解决吧！


而服务性的政府，处处为办事人着想，比如，现在各地设立的的政府行政许可中心；比如，现在的机关单位内部职能公示制度，等等。



第二、管理型的政府，往往只注重“管”，制定各种“不行；不许；不能”的规定，至于是否可行，是否具有操作性，那是不怎么考虑的。



2010年的6月份，人民网、新华网报道了有关交通管理的两个“牛”事，很形象的说明了这个特点：


第一个是北京的前门处的、标识有21道禁令的指示牌：（截图）





路人和记者都不能完全看明白，到底它指的是那21件事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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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是广州的“最牛交通路牌”：（截图）





司机和记者都傻了：不知道该怎么走？直行不行，左拐右拐都不成，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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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管理型的政府部门，出台文件或者措施，往往都是“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对其他人严厉，对自己则轻描谈写。



小的时候，我喜欢看电影。那时，电影院比较多，如果不看热门的头一轮的电影，而看第二轮，第三轮的复演电影，也许只用一毛钱就可以了。我的感受，正如后来有人写短文总结的那样：


入场就坐后，便先观看影院的幻灯片：


“本院实行凭票对号入座；不得私自乱坐。违者罚款 ！”


“本院严禁吃带皮的果食，违者罚款！”


“本院严禁乱扔垃圾，违者罚款！”


“本院严禁大声喧哗，违者罚款！”


  反复播放多次后……  …… ，


突然打出：


“影片未到；请观众在座席上耐心等候。希大家原谅。谢谢 ！”


这种类似的情形，现在不也是可以见的吗？


而服务性的政府，不仅重要的事情提前“公示”（比如对《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而且，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有关领导承担个人责任，“引咎辞职”。



在中国古代，引咎辞职是常见的事情。诸葛亮同志错误的任用马谡，失掉了街亭；最后，诸葛亮不得不“挥泪斩马谡”，而且自己处罚自己。


但是，目前，这种事情比较少见。因为，“官本位”的潜规则盛行；职务，不仅意味着“权力”，还意味着个人的“待遇”诸多方面。


本人看到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孟学农。他在任北京市长不久，赶上了非典，第一次“引咎辞职”；复出后，改任山西副省长代省长等职。2008年09月因山西省襄汾县“9.8”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被免去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再次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


本人不在北京和山西生活，不了解他的具体情况。


但是，看了他赋闲时，针对郑州市规划局主管信访工作的副局长逯军那句“雷人语言”而作的：《心在哪里安放》的诗歌，本人还是深深被感动：人们需要那种勇于负责的，有缺点但是干实事的“好官”，不需要那种说得冠冕堂皇但是另做一套的贪官，也不需要总是四平八稳不犯错误的“庸官”。


孟学农现任“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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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服务型政府的工作重点，是在告诉大家“如何做才对”的方面，不是在“怎么做不行”等等；正如好的医生，重点提示你预防，小病及时治疗；而不是等病重了再开刀。



以本人曾经多次赞扬的商务部主管的机电产品国际招标为例，在《招标投标法》颁布后不久，商务部即出台“13号令”规范有关具体的做法和程序；而更为特殊和有意义的，是尽快制定出有关国际招标的范本，同时，不断修改，使其完善。


发改委等多部委，也在2007年推出了施工招标和资格预审方面的《标准文件》。


其实，还应该有更多的“范本”推出，供大家学习和使用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