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政府简政放权 需警惕基层权大滋腐【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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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政府简政放权 需警惕基层权大滋腐

时间：2013年12月23日  来源：中国网

中新网杭州12月22日电 (记者 江耘 见习记者 谢盼盼)今年年初，浙江省长李强提出，力争把浙江打造成为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的省份。一场自上而下的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浙江大地开展。


有专家建议，下放审批事项不能简单化，要对权力下放中碰到的风险、预防的措施，及如何培育监督体制等问题都要进行全面思考，放权需警惕基层权大滋生腐败。


管住“闲不住的手”政府应甘当“守夜人”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认为，满足“经济人”的最好途径就是经济自由，而政府只能发挥“守夜人”的作用。其观点如今正在浙江得到了验证：政府多做“守夜人”，不瞎搅局。


今年以来，浙江省展开的新一轮审批制度改革，注重清理强调规范，提出了至少减少三分之一审批事项的量化目标。


对此，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伟强“点赞”：凡是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领域，过度的行政干预会扭曲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效率准则。


台州新杰克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政府简政放权的受益者。该公司新建一个厂区，按照以往，工程项目从审批到建设起码要3年。如今，只需要两三个月。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唐明良博士亦表示，取消和下放行政许可事项，对浙江的好处是多维度的，一是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二是有利于管住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三是降低行政成本和社会总成本；四是将一些审批权限下放到县市，促进了公共事务管理的扁平化，激发地方活力和自主性。


今年5月，时任浙江省常务副省长龚正在向该省人大常委会报告时表示，新一轮审批制度改革，既有对政府和企业投资项目审批的改革，又有为民服务事项、贸易(企业)主体设立的改革。同时，大力推进减少审批层级的改革，通过依法委托等方式把基层政府能够办理的事项交由基层政府办理。


在浙江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浙江也再次重申今年的工作重点是全面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对一批不符合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行政权力予以严管、暂停或者取消。


尽管当前浙江省政府努力当好“守夜人”，但是此前媒体曝出的舟山和义乌出现草原开发权和煤炭开采权也令这个“守夜人”显得有些不称职。


“很多政府下放一些无用权力，真正含金量的权力还握在自己的手里。”对此，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建议，政府下放和取消权力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市场调查，正确把握需求，这也是厘清政府、市场和企业关系最核心的问题。


时间是商机 简政是创富


据绍兴柯桥区(原绍兴县)当地行政服务中心的调查，投资一个工业项目，从项目立项开始，到土地征转用、项目备案，到最后的施工许可，业主少则七八个、多则要跑十多个省级部门进行审批。


据测算，即使资料齐全、不走“回头路”，审批也需要344天，遇到阻碍时，甚至要花上两三年时间才能完成审批。而对企业来说，时间就是商机。


当地媒体报道称，省级审批权下放后，绍兴当地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时间由340余天缩短至100天以内，目前当地已经有239个企业投资项目进入高效审批流程，总投资额89.3亿元。


而在审批流程中，中介被称为“最难啃的骨头”。温州在该省率先启动中介机构集中服务管理，采取实体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让中介机构集中入住，目前已入驻实体机构54家，网络平台395家。如今在温州，中介服务提速达44%以上，单件审批办理时限平均不到2天。


从11月1日起，浙江海事局正式下放了海员证和油污保险证书的办理权限，推行舟山海员证属地办理措施，对非国际航行船舶的油污保险证书签发职能改由属地海事局办理。


浙江省海事局副局长许骐测算，这两种证书权限的下放，每年能为港航企业和船员节省成本百万元以上。


吴伟强表示，取消和下放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事项，本质上是还原市场机制，赋予企业等经济主体的独立性，特别是自主决策权。


他分析认为，浙江拥有充足的民间资金，取消和下放不必要的审批，可大大拓展投资领域，降低各种交易成本，驱动创新。


奥克斯集团董事长郑坚江表示，奥克斯一直有进军金融、保险等领域的愿望，但在之前的体制下，进入这些高端领域须通过复杂的审批流程，“在这些条条框框面前，大部分民营企业显得力不从心。”


如今，郑坚江的期望正在逐步实现。今年，奥克斯在杭州未来科技城投资建设的280米杭州最高商业建筑，相关土地证件办理仅需三天即可完成。


小省大县易滋腐放权非撒手不管


对于今年的新一轮审批制度改革，用龚正的话来形容，是对传统行政管理制度的深刻改革，是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改革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问题。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大量审批事项的下放和取消，除了一些积极成效外，也可能出现一些“副作用”。


一是权力异化、腐败。基层政府的审批权大了后，容易出现权力异化、腐败和权力寻租的问题。


范柏乃建议，下放审批事项不能简单化，要对权力下放中碰到的风险、预防的措施，并建立社会公民有序参与的权力监督机制，“光政府去管，是管不好，也是管不了的。”


唐明良建议，放权之后加强权力行使制度化的监管，而不是对审批个案的监督。


二是部分审批事项取消增加监管难度。


唐明良认为，这就要通过巡查机制、信息共享机制等的建立健全来加以弥补和提升，采用“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等现代治理方式实现监管创新。


三是地方保护主义蔓延。地方政府审批事项增多后，企业跨地区发展难度增大。


吴伟强建议，需要加强省与地方、地方之间规划统筹和协调。上级部门工作重心应转到规划统筹，加强监管；对下级部门应在规章制度制定、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方面统一部署。


目前温州的好做法是：尝试把各级部门的权力进行公开，避免基层权力滥用。


四是基层政府无力对接。作为基层政府，权力多了，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但待遇没变，不排除政府工作人员对权力的主动性不高，可能出现无能力对接、不能对接等现象。


范柏乃开出的“药方”就是加强对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能力培训。


据了解，在权力下放的过程中，为避免该权力对基层政府无用或者无力承担的情况出现，温州市纪委常委、市监察局副局长朱建和说，温州将权力的选择变身“超市”，让基层自由挑选。“遵循放权做加法，集权做减法。”


五是“竭泽而渔”式审批。一些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审批事项下放到基层政府后，考虑到地方发展需要，容易过度审批。


唐明良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一方面要在下放之前充分、理性进行风险评估；更为重要的是加强权力行使的制度化监管。


记者了解到，嘉兴已建立了一个“超量叫停”县(市、区)审批制度。对能耗、污染物排放、建设用地等事项的审批，由市级部门根据全市约束性指标控制任务，限定各县(市、区)约束性指标控制总量，在控制总量范围内，由各县(市、区)自行审批和管理。


唐明良认为，这样一种设计，既不对具体实施审批权的基层政府横加干涉，又在宏观上保障公共利益，也是对长期以来上下级政府间职能高度“同质同构”弊病的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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