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请客的经济学分析

horyx

我是已婚之人。平日里最怕发薪之后接到“红色罚款单”----结婚请柬。中国号称礼仪之邦，而男人又最是好面子之人，就算是极不情愿，也要欣然前往，大吃海喝一通。再想不通的心底会大叫一声：等来年老子结婚，非收回来不可。呵。。。正好前两天赶上我一个朋友结婚，我在还上这个人情后（我结婚人家可是笑眯眯来的），不禁对国人的请客之道有了几分了解。

一群爷们在一起找一个理由喝酒吃饭，通常中国人会由其中一个人来埋单的（不管贫富），有时候国人还因为谁来掏这个钱而挣的面红耳热，好像谁出了钱谁就占了别人的大便宜；而洋人则偏好AA制（也就是各付各的）。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中国人比洋人有钱？难道中国人比洋人有感情？？非也。可能有些人会说中西文化不同吧，中国人好面子，好客气；而西方人比较实在，崇尚独立。可我就想不通，文化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文化是根本原因吗？

个人以为，论起实在，中国人比洋人尤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是崇尚礼尚往来的，有往必然有来，有你付出的一天也必然会有别人为你付出的一天，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历史上的中国是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其实现在也是）。人群的流动性差，有些人一辈子都不曾离开过家乡。因此，一个人请客的时候完全可以预期到被请的人日后也会请他，所以请客也并不吃亏，大家轮流着来罢了。而在西方，交通和商业文明的发达使人的流行性大大加强了，一个人请了别人的客，说不定这辈子都再也遇不到他了。为了大家都不吃亏，共同分担也就不足为奇了。说白了，洋人是一次性的AA制，而中国人则是拉长了时间的分次的AA制。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现在有幸生活中城市中，也分别感受到请客在城乡之间的差别。在我小时候，村里遇到婚嫁的大事，都会办的特别体面的，其实中花费的比例是比城里的花例要高很多的，但从没有看到过一家因为娶媳妇而办不起酒席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收礼。今天我嫁女请了你，明天你嫁女再请我呀，“礼尚往来”多好。后来，我定居在城市，我发现城里的人情比村里淡薄了太多，有的人住在楼房里，一整天都不出门，甚至连对门都不认识。想一想也是，今天大家在一起相处的以酒论友，明天就收拾行李天各一方，上学的上学，当兵的当兵，就连毕业分配在同一城市的同学，隔两天不连系都不知道人去哪儿了。这么强的流动性使礼仪减少，各人顾各人也就成了人之常情。

为什么流动性会影响请客吃饭呢？说到最根本的话题了----成本与收益的比例。（其实请客也是一门经济学。其实中国人才是最精明的。呵。。。）我以为，流动性虽然不影响请客的成本，但影响了能够预期的收益。流行性越强，请客的风险就会越大，预期收益就会越差。（这也就是说在我结婚时，有些人没有来出礼的原因，过不了几天我走了，要么他走了，他再结婚时找不到我收不回他给我的婚礼成本了）。

人都是理性的。无论是法律也罢还是风俗习惯也好，一切规则的背后都会包含人理性的选择。这也就是说为什么相距十里的地方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风俗，为什么风俗会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的原因了。

对于收回请客投资的问题，我不禁想到老家的一些婚娶习惯。呵。。。由此多说一些吧。农村的人为什么比城里的人喜欢多生孩子？为什么会重男轻女呢？当然有传统因素在里边。不过也含有些高深的道理在里面。呵。。。。村里人流动性差，生下来一辈子的根就定了。儿女们不可能远走高飞，就算飞了家里也还有双亲祖坟，因此生儿育女能让父母得到更稳定的预期收入。也就相当于父母选请了孩子的客。等父母老了，女儿们再回请双亲，这也就是古训：养儿防老吧。而城市里这个观念要差的多，原因就在于儿女长大后，很多人都不会在父母的身边，养儿也就算是白养了。在这种心理下，重男轻女也是很自然的：女儿是要娶人的，儿子才是看家的。女儿一娶人就是别人家的人了，在村里，入祖坟都要入到夫姓家的坟里。呵。。说多了，相对的。女儿回报父母的机会要远远小于儿子。

以上说所，只是请客的一个侧面吧。请看客饭后一笑足矣。我觉得，随着中国信息化的到来，交通的发达，人流动性会越来越大。那么，很多人都会选择采用洋人的AA制方法。很多人说现在中国人越来越像洋人了，其实我到觉得不是中国人变了，中国人人心不古了，而是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使中国人在流动性这个问题上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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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完35岁生日的深圳市民周仲禅早年毕业于中国某著名大学的计算机系，受益于近十年来中国电信业的飞跃式发展，大学毕业后一直就职于深圳某大型电信设备制造商的他月收入早已达到5位数。每天早上周先生总是驾驶两年前花了30万人民币购买的国产本田轿车，从位于市中心的寓所驱车前往高新区上班。

    尽管加班加点早已成为家常便饭，但在有限的闲暇时光周先生对生活品味很是讲究，喝咖啡必去星巴克，吃快餐动辄必胜客，每隔两三个月就不忘到香港往自己身上贴上几块新的时尚品牌。周先生虽然对时下流行的世界流行文化很是受用，却喜欢给自己贴上一个“富裕中农”的中国标签，而且对中国的古诗词始终抱持着热爱甚或崇拜。当然，精力旺盛的周先生也没忘记在自己的博客上针砭时弊，从抵制日货到市政建设，从远足闲情到市井琐事，都成为周先生关注的对象。

    最新一期香港《经济导报》载文指出，当下中国内地关于中国中产阶层的标准之争此起彼伏，至今未有权威定论，令人无所适从。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根据哪一种标准，周仲禅都算的上是一个深圳中产阶层的活标本。

    文章称，由于中产阶层的划分标准，不仅关涉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层，而且也决定了一个社会中产阶层的比例大小，因此一直是学界和市民关心争论的话题。通常的划分标准有教育、财富、成长环境、家族关系、社会圈子等等。这些因素虽然不是互为依赖，但也都互有联系。

    虽然中产阶层在中国社会不过是初具雏形，但是由于中产阶层对社会政治经济等各层面的深远影响，学界对中产阶层的研究亦非常关注。一份由内地某大学主持的相关研究认为，中国中产阶层占社会人口11.9%，并认为中国中产阶层职业主要由事业单位管理人员或技朮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朮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组成。

    根据广东省统计局最新资料，广东全省人均GDP达2,380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已迈进中等收入国家(地区)的行列，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众所周知，广东省内地区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珠三角一马当先，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被远远拋在后面。根据2004年的统计数字，深圳人均收入已经达到3500美元，而深圳人均收入在珠三角地区处于中游水平，显然，珠三角地区人均收入已经开始逼近上等收入国家门槛。

    人均收入的提高，不仅带来个人资产的膨胀，而且也表现为生活水平的提升。以珠三角收入中等的深圳为例，在深圳定居超过八年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有超过40%的人拥有第二套住房，连续数年每天600辆私家轿车的上牌量标志着深圳已经进入轿车普及时代，而出境游、深度旅游，环保旅游等个性化国际化旅游方式也已成为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中国社科院原所长陆学艺近日表示，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员的40%。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珠三角领先全国经济大约15年，考虑到近年来内陆地区经济发达渐显活力，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赶超沿海地区，可以预期，2020年，中国将形成中产型社会结构。

    文章称，中产型社会的形成，不仅仅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比例问题，而且对于社会各层面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对于中国正在致力建设的和谐社会也将形成一个潜在的推动力。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现代理论认为，拥有一个大的中产阶层是对社会有益的。因为足够比例的中产阶层将对社会产生持续稳定的影响力，因为他们既不是潜在可能爆发革命的低下阶层，也不属于易有专制倾向的上流阶层。

    中产阶层由于收入、生活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各方面在全社会具有一定的指针意义，所以往往被寄予厚望，珠三角虽然已经形成中产型社会结构，但还难称为中产社会。因为珠三角中产阶层的社会公共意识，纳税意识、民主法制意识等思想的形成还未成熟，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更无从谈起。因此，预计中国在形成中产型社会结构之后，真正进入中产社会还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