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龙与鹰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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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　刘一源


★一个说三道四、咄咄逼人；一个长者风范，求同存异；
★说不清是强者怕被后起者取代，还是后起者的腾飞撼动了整个世界；
★中美关系，是这个纠葛世界一团化不开的风云……


　　美国财长斯诺和“财神”格林斯潘前脚刚到，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后脚又至，而美国总统布什不久也将开始其任内的第三次中国之行。从年中的赖斯、古铁雷斯……到现在的拉姆斯菲尔德，以及稍后的布什，如此密集的访问已让人见怪不怪。
　　外电称：一切迹象似乎表明，中国的强大越来越被世界所重视，中美——这两个世界最重要的两国间的外交关系，迎来了又一个蜜月。
　　但北京大学的朱锋教授却告诫说，加速的高层互访只能说明两国关系“重要”，并不代表关系“亲密”；因为关系不亲密，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所以领导人才需要这样“跑来跑去”。
　　来的每一张笑脸也许有善意，但肯定带着一串的麻烦。

军事：威胁与反威胁

　　10月18日下午，满脸笑意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终于现身北京，尽管此前他曾以不同身份来过中国，但在他成为现任国防部长的几年中，中国人却很少能见到他的笑容。
　　迎接他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也带着笑容。这种善意中国很早就向拉姆斯菲尔德表示了，不过那时他似乎并不领情。
　　自2001年4月发生中美撞机事件以来，中美军事关系一度裹足不前；作为五角大楼鹰派形象代表人物的拉氏似乎也无颜面对真诚的中国民众。
　　坚冰渐融。美国最强硬势力代表访华，无疑向外界透露这样一个消息：这个世界上一直以警察形象自居的西方大国，正准备以客观的态度对待渐渐强大起来的东方巨龙。
　　在这次访问中，这位美国鹰派代表人物不仅受到高规格接待，还历史性参观了中国从不向外国人开放的解放军二炮战略导弹司令部，成为39年来最先获准参观中国二炮部队的外国访客。中国有意走向军事透明化的征兆不言而喻。
　　尤其重要的是，拉氏处处维护自己一贯的“鹰派”形象，一再公开质疑中国的军费数据、战略意图、甚至政治制度；中国以宽容的姿态与这名对华不友善的美国防长打交道，显示了大国风范。
　　虽然对中国的核打击能力和迅速加强的军事能力担忧，但拉姆斯菲尔德还是在结束对中国为期三天访问的当天，兴致勃勃地观光了北京皇家园林颐和园。中美关系学者指出，拉氏访华基本达到了增加相互了解、促进军事交流的目的；媒体纷纷评述拉氏此行对促进中美关系的积极意义，不少媒体载文称，这表明拉氏此次“增信释疑之行”有建设性成果；但所有人都清楚，双方在美国对台售武、中国军力增长等问题上，长时间内仍是握手时最容易弄痛的疮疤。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专家楚树龙教授认为，拉氏访华“谈不上十分成功”。他说，拉姆斯菲尔德的“鹰派”立场不是一两次访问就能改变的，他在北京对中国军费说三道四，全然不提美国庞大的军事开支，这种霸权逻辑对改善中美关系没有多少帮助。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近年的实力增长及区域影响的加强，使得拉姆斯菲尔不得不放松姿态，主动到北京来对话。如果从机会主义角度看，也有一定道理。但从今年6月初拉氏在新加坡召开的“亚洲安全会议”上对中国军力提出公开责问来看，其对中国发展充满狐疑甚至不乏敌意的基本立场，并无改变。
　　美国五角大楼今年7月正式抛出长达44页的所谓《中国军力报告》，再次鼓噪“中国军事威胁论”，宣称中国迅速现代化的军队将会对亚太地区其它军事力量构成长期的威胁。报告一出，中国国防部立刻强烈抗议。
　　极力鼓吹此报告的就是以拉氏为首的美国国防部。
　　中国的军事力量被夸大，认为“人民战争”的军事理念已被解放军所抛弃，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军事现代化的国家。
　　中国即将举办2008年奥运会，美国媒体说此举预示着一个国家（如日本、韩国）的成熟，即脱离了落后进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而“神舟六号”的成功返回，则被美国媒体解读为“这个国家进入到最发达国家的行列”。由此，西方媒体完成了中国从“虚弱”到“强大”的演绎过程。
　　美国《海军》杂志引用太平洋空军司令海斯特将军的话说，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给了美国军官“反思”并采取行动的机会。虽然美军如今正在减少全球各地驻军的数量，但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部并没有打算对其现有的4.7万名空军部队进行任何裁减。
　　虽然如此，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概率仍然几乎为零。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反应迟钝，要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这样天大的事总统无法单独决定，国会讨论也不容易通过，跨国公司的强烈反对也会起刹车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之间已经建立了商贸合作、军事磋商、人权对话、反恐合作、防扩散交流、避免海上危机及海上通道安全等几十种交流平台和交流机制，更不容易冲突起来。
　　最近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法伦海军上将在中国表示，重视两军友好合作，希望双方继续扩大交往，加强对话。他于9月11日在香港记者招待会上更强调中美两国应该加强军方的接触与对话。他说，今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新加坡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被舆论炒作得面貌全非。当时他也在场，拉姆斯菲尔德只说了中国不必拥有很大的军事力量，因为“我们看不到中国有任何敌人，看不到有谁对中国进行威胁”。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杰弗里·贝德却明确指出，“中国威胁论”把戏是个危险的陷阱，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中国的发展是错误的。贝德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的国内发展和所面临的挑战所消化；更重要的是，中国对邻国没有进行领土扩张，没有把自己的社会和经济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而且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
　　美国，尤其是美国军方，目前的对华政策可以说是“举棋不定，相机而动。”正如一位高级官员在最近的世界石油形势国会听证会上所表示的：“如果今天就以敌人的姿态来对待中国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出错；但是假如对于中国决定选择走上与我们对抗之路没有充分准备的话，我们同样会犯下严重错误。”
　　有许多反华言论并不是空穴来风，在客观上，美国是已近饱和的强国，总希望保持现状，中国却不断改变现状，当然会引起人家不安。“中国威胁论”者如果能看到这一点，就不会去盲目炒作“中国威胁论”了。
　　不少中美关系学者分析，中美关系的差异是难推动两国和谐迈进主要阻力：中国希望减弱美国鹰派对中国的冷战心态，全面重启中美军事合作，美国军方不给“台独”势力打气；美国则希望促使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了解中国发展军力的真实意图，中国在朝核和打恐问题上继续与美国合作，不对台湾使用武力。

利益：中美关系焦灼的最本源

　　军事只是美对华政策用来说事的一张牌，更多盘根错节的议题体现在经济领域。
　　随便翻阅近期的英美报刊，如《卫报》、《经济学家》、《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等，就会发现到dragon（龙），chinese dragon（中国龙），rising dragon（腾飞的龙）等，已经成了使用频率颇高的词汇。
　　“中国龙”的走俏，反映了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或简单地说，中国的崛起。另一个常见的词，就是常常伴随着“中国龙”出现的“美国鹰”（American Eagle）。比如说，《卫报》的博客就有“（中国）龙吞噬美国鹰”这样惊人的句子——比喻的是中海油竞购尤尼科一事。甚至还有更加耸人听闻的，比如美国某个末世教会网站的预言：因为“龙”的袭击，“老鹰的羽毛被拔光了，再也飞不起来了”。
　　这说明了，尽管中国一再强调自己是和平崛起，而且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而非挑战，但是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尤其是共和党右翼的新保守主义者，未必也这么看。有些美国右翼学者把中国的崛起等同于苏联在二战后的崛起，认定“腾飞的中国龙”必定会伤害“美国鹰”的利益，仿佛吹响了“美中冷战”的号角。
　　实际上，中美关系格局迅速变化以及美国人感到撼动的原因，正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1972年2月21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专机在北京首都机场着陆，中美两国领导人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尼克松随后在中国逗留的日子，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尼克松动情地说道：“当我们握手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那是美国总统第一次看到的中国，是一个处于文化大革命晚期的中国。当时美国人认为，中国不过是一个虚弱的发展中国家，政治脆弱，经济处于过渡阶段，于是“虚弱中国”的轮廓开始形成，并逐渐在世界散开。
　　以致于很多年过去以后，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极为灰暗：人民极端贫困，穿着毛式服装，根本没有任何娱乐，顶多也就听听收音机，至于电视机，中国人还不知道它为何物。
　　然而，突然在某个时候，一部分美国人发现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惊呼“美国上当了，中国已强大到威胁的程度”；现在人们很难说清，“虚弱中国”何时变成了“强大中国”，以至于要“威胁世界”了。
　　之后，在西方媒体的话语里，“中国威胁”成了一个日常用语。它们认为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正在实现现代化，具有高度的竞争力。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经合组织的数据，也进一步推动了“强大中国”的形成，并强化着部分人的信念。
　　这些组织发布的数据说，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始终保持着高速发展。从1978到1992年，中国的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5%，从1992至1995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上升到10.2%。在上世纪整个80和90年代，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1994年，世界银行以购买力平价为标准，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接近日本，上升到世界第三位。如果中国以6%、美国以2%的速度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25年左右将会超越美国。
　　不单如此，中国的市场容量也为西方世界所津津乐道：100多年来，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就一直看好中国的市场，但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一直没有成为现实，而现在却被认为是一个“诱人的怪物”了。
　　对于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学术界试图将其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或者十几年前未瓦解时的前苏联相提并论，但彭博社专栏作家William Pesek Jr.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绝非日本或前苏联的翻版。如果美国想避免与一个未来可能超越自己的经济体发生摩擦的话，就必须清楚中国比以往任何一个国家都更积极、更深入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任何试图对抗或限制中国崛起的做法不仅是不对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极有可能被以亚洲为中心的新的经济模式抛弃。
　　美国人已经关注人民币的价值与美元的关系。就所谓的“大中华”的大陆、香港和台湾三个部分的互相关联的程度来说，以某种货币联盟的形式连接他们的货币，符合经济学原理。随着时间推移，政治状况或许会允许这个连接。然而，不管这是否发生，中国经济的规模和它在外贸中的角色，意味着成为“硬通货”的人民币将可能跟欧元和日元一样，成为针对美元的一种储备选择。
　　美国财政政要的频频访华也可以折射出国际社会比以往更密切地关注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经贸摩擦是两国经常爆发口水战的导火线，也使中美关系僵局状态表面化。专家认为，现在人们谈论“中国威胁论”，把“经济威胁”也纳入其中，这是不合逻辑的。现代市场经济有交往就有竞争，有竞争就有谴责和抱怨。美国在贸易上对中国抱怨越大就越说明中美经贸来往特别重要——从1979年中美建交开始到2004年的25年内，中美贸易额增加了将近一百倍。美国统计中美贸易入超已高达1619亿8000万美元（2004年数字），中方统计数字是802亿7000万，只有一半。虽然中国变成美国的最大入超国，但美国与亚太地区贸易总额保持原状，对美国影响不大。
　　胡锦涛对布什说：“中国并不以获取对美贸易巨大顺差为目的。”他说，只要美方放宽对华出口，“特别是高技术出口的限制”，两国贸易就可以趋向平衡。这样说来，归根结底是美国害怕把高新技术输出给中国而干涉了正常自由贸易的开展，美国贸易赤字咎由自取。
　　如果完全遵循世贸组织公平交易的原则，谁也不设障，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就会共同繁荣，美国之所以不敢大胆这样做，一方面是怕中国低工资的能工巧匠抢走美国同行的饭碗，另一方面是舍不得丢掉自己手中的垄断王牌。
　　其实，如果美国人手中没有王牌而被迫和中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也会取胜的。1990年代，美国和日本正是这样竞争而取得信息技术革命的跃进，把日本甩到后面。
　　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伯杰说，他参加了有许多美国企业家参加的北京“全球500财富论坛”，他注意到，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害怕已经蔓延到商界。大企业家支持中国，中小企业家开始不安地感到他们的事业受到中国竞争。
　　最新数字显示，美国对华逆差在8月再创新高，从7月份的177亿美元增加到185亿美元，逆差上升将迫使美国政府对华经济谈判中，态度更强硬。第六轮纺织品谈判刚以失败落幕，美国财长据称要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至今看不到显著进展。
　　对于人民币升值的课题，中方的回应一如既往。总理温家宝多次申告，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将坚持主动性、可控制性和渐进性原则外交部发言人也频频对外界宣告说，汇率问题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内部事务。
　　《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纪思道昨日在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国替罪羊》指出，实际上扭曲世界资金自由流动，使得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国家，并非中国而是美国。美国粗率的财政政策造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大难题，却转过头来责怪中国制鞋业效率太高了，这实际上是保护主义者在攻击环球贸易体系。
　　纪思道说，中国的汇率和美国挂钩也没有犯错，这给亚洲带来了稳定。而且中国经济繁荣也带动日本脱离经济衰退的困境，并且给世界经济带来繁荣。近年来世界经济的增长有三分之一是由中国的增长推动的，而美国只贡献了13%。
　　《中国替罪羊》分析道，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以往多次给亚洲经济出馊主意，例如：美国曾向日本施压促使日本调整汇率，造成日本产生泡沫经济，而在1997和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是因为美国乱开药方才使得危机恶化并且延长了。有这些先例，美国这回要中国改革人民币汇率，中国岂能不更加看紧自己的荷包。
　　有专家撰文说，中国比前苏联任何时候都更深地融入到了世界经济当中，中国的资本化也更加激进。而且，中国的经济比前苏联更加稳定，发展得也更快。中国的经济外交政策令其在购买大量美国债券的同时，又使自己同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关系达到共生，这一点是前苏联不曾做到的。
　　中国崛起已经是全球一致公认无法阻挡的发展形势，英国著名经济评论家沃尔夫甚至认为：到了2020年，中国会变成世界贸易体制的中心，它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将会是美国的两倍。
　　财政、贸易、金融、军事，这些国家利益最重要的部分，同样也是中美误解、摩擦最密集的领域，因此，中美关系的任何变化才如此让世界揪心；三位美国高官同时出现在中国才如此吸引人的眼球。不过现在，这至少证明美国已经承认并准备接受中国的“崛起”，中美关系已经过了“剃头挑子一头热”的时代。
　　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曾经历了中美关系大起大落的布什，在其任内的第三次访华或可有所期待。

龙VS鹰：敌友之辨

　　中美关系是一局复杂的棋，不管是“接触加遏制”，还是“融合加牵制”，接触总比冷战要好。
　　过去百年的世界风云，可以说是美国独步天下的春秋史。19世纪末美国把西班牙赶出美洲大陆后，便迅速向亚太地区扩张，直到1898年占领菲律宾，把西班牙赶出亚洲。由此开始，美国在通往全球霸主巅峰的道路上稳步攀升。
　　在此过程中，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多次遭遇新老列强的挑战，但它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尤其是具有深厚理论基础的外交谋略，对挑战者予以征服或遏制。
　　例如在亚洲，美国始终感到有一股巨大的威胁来自日本。为了消除威胁，美国首先利用俄日两国在东北亚的利益争夺，诱使它们相互牵制和消耗实力；然后借助自己主导的“五强裁军”机制，大大削弱了已经跃居世界第三位的日本海军。最后，日本因偷袭珍珠港而招来杀身之祸，美国趁机予以毁灭性反击，使之彻底丧失了挑战美国的勇气和能力。
　　此后几十年，美国以实力为后盾，通过外交上运筹帷幄，编织和主导着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
　　但是，最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显露出“双重人格”，一方面在世界事务中继续逞强，另一方面却在不断地示弱。面对中国纺织品、人民币汇率、中国企业海外收购行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国在海外拓展能源以及中国军事力量的提升，美国处处都感到有威胁。
　　美国的这种焦虑与不安，与它在过去百年里无情对付强劲对手的情形，似乎很不相同。从最初崛起到称霸世界，美国早已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外交谋略。所谓的例外主义、单边主义、门罗主义、命定扩张主义、进步帝国主义、威尔逊主义以及遏制战略，这些概念可以说已经渗透到美国不同流派的外交决策者的血液之中，不仅得到传承和实施，而且也是卓有成效。
　　对于中国，从尼逊总统开始至今，总共七任美国总统的对华政策，或多或少都受到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以及遏制战略的影响，其手段是接触与遏制交互使用。应该承认，在中国最近几十年的演变和发展脉络中，中美之间的互动是清晰可见的主要线条之一。对此，美国政府官员感到很自豪。不久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在北京就说，中国不仅已经融入到国际经济和安全体系中，而且还在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美国历届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也就是说，美国认为它过去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是成功的。
　　客观地看，美国的对华政策虽然始终摇摆不定，但在总体上确实是有成效的。然而，在目前，美国政府的言行已经表露出，它的中国战略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美国面对中国崛起时比较急躁、缺乏自信的反应，就是最具体的表征。
　　在更深层次，美国上述七大外交传统，似乎都不太适用于当今的中国。
　　中国同美国的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1971年是对抗时期；1972～1989年是合作为主的时期；1989年6月以后是“若即若离”的时期，对抗不时占据主要方面。当前中美关系中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人权、最惠国待遇、贸易不平衡、台湾等问题上。
　　自建交以来，中美关系的性质其实一直都没有持续和稳定地确定下来。有时候似乎是敌人，有时候好像是朋友。而在目前这个阶段，双方似乎是非敌非友，或者说亦敌亦友。对这种本身就有内在矛盾的双边关系，即使是再有远见的决策者，恐怕都难以予以长期的规划与把握。
　　从美国政府官员一些模棱两可的表述中就可以看出，直到今天为止，华盛顿还没有足够的信心对中国的身份作出明确的定位。
　　佐利克副国务卿在北京出席中美战略对话后说：“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使人们对其未来方向产生一些疑问。这不是消极的，而是说有不确定性。”而布什总统最近在几个场合谈到中美关系时，都以“复杂”一词予以概括。
　　毫无疑问，中美关系确实是复杂，但与此同时，美国外交决策者的心态也是复杂的。正因如此，在面对中国崛起的事实时，华盛顿做出的反应也很复杂。
　　在克林顿时代，中美之间曾试图为双边关系建立一个战略框架，但后来被布什政府轻易地推翻。现在，经过五年的重新认识，华盛顿已经开始与北京进行战略对话，试图建立一个更符合现实基础的战略框架，或者至少是一个概念性的框架。
　　然而，中美之间其实不必急于再搞一个虚有其名的框架，重要的是双边交往的内涵和质量。只要双方决策层能经常坐在一起倾听对方，效果也许更好。而就美国而言，既然外交决策者不能从过去的战略概念中找到灵感，那就应该试图在接触和交往中去寻找新的答案。
　　不少美国媒体认识到，对中国认识的不足，对美国是不利的。因此，它们加强了有关中国的报道。近几个月来，《洛杉矶时报》头版每周都会出现有关中国的报道，而且经常是以头版头条转内页整版的报道方式。
　　报道内容涵盖甚广，有北京洗脚店工人的工作和生活，也有中国人在西伯利亚淘金的故事；既有两位80多岁老人过去17年收养42名残疾婴儿的感人故事，也有关于中国天主教的现状和四川纤夫的生活。这样的深入报道，几乎脱离了政治正确、专找负面新闻的惯性，这无疑会促进美国社会对中国的了解。
　　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伯杰说，他参加了有许多美国企业家参加的北京“全球500财富论坛”，他注意到，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害怕已经蔓延到商界。大企业家支持中国，中小企业家开始不安地感到他们的事业受到中国竞争。
　　中国的大国意识自古形成，巍巍天朝，声名远播。但中国的问题是，文化的“软实力”往往大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所以逐渐形成了所谓以柔克刚的对外传统。
　　而美国的大国意识完全是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的产物，自我利益的保护和扩展是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出发点，有时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和前途。
　　目前一个对中国有利的趋势是：中国在发扬传统大国意识中某些固有优势的同时，也开始吸收西方近现代大国意识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并加以运用，这就使得中国走上一条较为均衡优化的发展之路成为可能。
　　但反观美国，却对自身大国意识中的某些致命弱点与盲点，至今还有些恍然无悟，甚至扔错把弱点当作优点去实施坚持，导致了自己的一系列战略误判和盲目出击。
　　不难发现，中美两国的大国气质，其实在不少方面是互补型的，冲突面固然有，但毕竟不是主流。于是现实和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积极面，必定是大于消极面。
　　其实，中美不是敌人。中国的战略利益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是一致性大于冲突性。中美双方舆论上的互相包装促使了两国关系的僵化。在美国方面是“妖魔化”中国，在中国方面是“理想化”美国。关系好时，两国都从所谓的“最好”的方面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关系坏时，两国都从所谓的“最坏”的方面看待对方的战略意图。这便加深了误解，实际上，美国所有的战略都建立在利益基础上，而体制不过是维护其战略利益的工具。
　　美国对中国，拉，是为了利益；打，也是为了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