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辽海回应王家林的批评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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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辽海回应王家林的批评

原文：财政部败诉后的“积极作为”2007-07-01

     来源 ：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网站 【色彩是转载者学习时加描的gzztitc】

财政部败诉后的“积极作为”

-----回应王家林先生《指点迷津应符合事实》一文  

2007年6月6日，国家财政部败诉后在二审开庭前夕（2007年6月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政府采购法》起草小组副组长、国家财政部原条法司司长王家林先生在《中国财经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指点迷津应符合事实》（以下简称《批文》）的评论（原文详见本文附件），对笔者2006年4月25日发表在《中国财经报》第四版《六招点破投诉迷津》（原文详见本文附件）一文提出三点批评。针对笔者的文章，王家林先生认为：“一些观点不符合客观实际，没有法律依据。不懂法律的基本常识，如果财政部门听信这些观点，将会使财政部门违法，还会给政府采购当事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

笔者4月25日所发表的文章是针对全国许多省财政厅局屡屡被诉的背景，在有关部门的要求下而撰写的。自从《政府采购法》颁布实施后，印象中，笔者前前后后在各种媒体大概公开发表了150余篇文章，基本上都是解读、评论、剖析我国两部法律《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之间所存在的立法冲突、缺陷、矛盾等方面的问题，还揭露了两部法律在实践中所普遍存在的黑箱操作现象。笔者的系列文章和论著发表后，几年来，除了看到或者收到无数匿名或化名诅咒、挖苦、羞辱、恶骂等方面的短消息和文章之外，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对笔者文章进行公开批评的署名评论。对此，笔者由衷地感到欣慰！因为批评能让人进步！而对于两部法律的理解和适用方面的讨论，则有助于我国政府采购制度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时代和社会都在快速地发展、变化，每个人的知识储蓄也不应停留在上世纪某一个年代，尽管笔者已届不惑，仍然感觉应与时俱进，不断地吸收、扩充新的知识，更新、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尤其是身为职业法律人，必须时时刻刻地去学习最新的法律常识，不断地进行“充电”。看到王先生的文章后，尽管对前述两部法律已经学了无数次，耳熟能详，但我还是认真地又从头到尾将两部法律条文以及财政部的相关行政规章阅读了一次！不论是年龄还是资历，王先生都应该属于我的父辈和前辈，按常理，我都应默不作声，虚心接受，不管他的批评是对还是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笔者原本也不打算进行自我辩解！可是，这个信息时代，某些人总是要挖空心思借题发挥！出于职业的原因，笔者不得不出来澄清一下。

看王先生的文章，好像给人感觉到现在是在为财政部当律师，其实王先生现在的身份与我一样，也是注册的执业律师，但令人纳闷的是，开庭那天，王先生为什么不亲自出庭代理呢？这不是国家财政部的一大遗憾吗？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没有机会与王先生在法庭上唱对台戏是一大遗憾！好在有机会阅读王先生为国家财政部撰写的“辩护词”，笔者感觉到也是荣耀，看了王先生的“代理意见”，我也不得不在法庭外冒昧地辩驳几句。

小文

立法冲突，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间抢着切自己的蛋糕，难免的!

招标新手

这俩位专家一定要分出个是非   千万不要不了了之

hongqilou

我觉得是政府部门互相推诿的结果，当然，监管界限不清也有很大的责任

贝鸸

有时法律是法律,现实是现实啊,财政部门不想管工程吗,难以插手啊

octopus

两人的辩论越来越精彩了！学习中！ [s:2]

标兵

看起来有些枯燥，但道理越辨越明！

这样，《政府采购法》才能在矛盾中不断修正和完善！

*^o^*

看来律师的强项就是辩论  [s:2]

紫丁香

发表时间：2006年7月24日，文章来源:经济参考报 作者：谷辽海　　

2004年10月，某招标公司受采购人的委托，就某采购项目中的100辆负压急救车向社会公开招标。同年11月5日，原告某医疗器械公司向招标公司购买了招标文件，为投标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还派人前往芬兰设计监制样车。后来原告得知招标公司将他们的投标作为废标处理，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样车损失20万元。可是，法院却认为，原告与招标公司在招投标过程中所产生的纠纷，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而是行政诉讼受理范围，故驳回了原告的起诉。随后原告进行了上诉，但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裁定。

类似前述政府采购案件，各地法院不予以受理的现象非常普遍，几乎均以不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范围为由，将供应商挡在法院大门之外。笔者认为，法院的做法有悖于现行法律规定。供应商与招标公司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发生纠纷，可以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也可以依据民事法律的规定，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论是《政府采购法》还是《招标投标法》，赋予供应商救济的法律规定均属于任意性法律规范，选择救济权的途径取决于供应商。对于招标公司的违法行为，最有效的监督主体就是投标供应商，其监督的手段可以求助于行政主管机关，也可以求助于司法机关。对于后者，供应商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只能是属于民事诉讼案件(我国刑法规定的自诉案件例外)，不可能属于行政诉讼案件。依照《政府采购法》，供应商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也可以向主管的财政部门提出投诉，《招标投标法》也有类似规定。前后两部法律赋予供应商在救济程序中的规定均属于任意性法律规范，而非强制性法律规范，通过怎样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选择什么样的途径进行法律救济，这些权利完全属于供应商。故笔者认为，法院无权剥夺供应商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

根据《政府采购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政府采购合同适用《合同法》。依照《合同法》规定，合同缔约程序或履约过程中发生的争议，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享有管辖权。实践中，各级法院受理政府采购案件往往是以行政主体的处理结果作为提起诉讼的必经程序，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不论是投标供应商还是采购主体，在政府采购合同缔约过程中，任何一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信赖利益，受损方均有权提出索赔。依照现行法律，投标供应商与招标公司之间发生的争议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由这一法律关系所引起的损害事实，当然是属于民事纠纷。落标供应商有明确的被告，有具体赔偿数额的诉讼请求，存在纠纷发生的事实与理由，当然属于法院民事受案范围，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故笔者认为，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是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的。

紫丁香

作者：谷辽海

来源：《法制日报》

发表时间：2005年4月13日

政府采购争议增多

　　政府采购，也称公共采购，是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为了开展日常政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使用财政性资金，依照法定的标准，通过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依法获取货物、工程或服务的行为。2002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于2003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这标志着我国从1995年开始试点的政府采购制度步入了法制化的轨道。这一年，据我国财政部统计，全国政府采购规模超过了预定目标，达到1659.4亿元，比2002年增加650亿元，节约预算资金196.6亿元，资金节约率为10.6%，采购规模比上年同期增长64.4%，分别占当年财政支出和GDP的6.7%和1.4%，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两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政府采购法实施的第二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达到了2000亿元，2005年的既定目标是2500亿元。

　　随着全国政府采购规模逐年不断扩大，平均每年以递增100%以上的速度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各省市政府采购方面的争议普遍增多，法律和制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也日渐显现，例如：政府采购法中没有公开招标的具体操作规程，虽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规章，但由于所处的法律位阶和效力层次较低，且与法律规定内容相冲突，实际上不具有可操作性，下位法与上位法相矛盾的规范普遍存在，造成当事人不知依据何部法律提出诉讼；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采购等非主要采购方式实践中广泛应用，但却无相应的监管和制约机制；采购主体所选择的采购方式具有较大的随意性，陪标、围标、串标等暗箱操作的违法现象大量存在；采购监管机关与政府采购中心职能不分，虽名义上脱钩，实际上还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中介机构招标采购公司侵害供应商合法权益的现象普遍存在，致使许多供应商敢怒而不敢言；采购主体确定中标或成交结果带有巨大的主观任意性，虽然有质疑和投诉机制，但实际执行效果却微乎其微；法律虽赋予供应商这些弱势群体多元救济途径，但相关的救济渠道并不畅通……

供应商处于弱势地位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主体所控制的证据具有较大的隐蔽性。政府采购的审批文件、采购预算文件、招投标采购文件、投标供应商的资质、中标供应商的资质、评标标准及方法、专家意见及专家资历、定标依据、授标文件、合同文本、合同履行和验收证明、采购过程的工作记录等等原始证据材料，全部保存在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那儿。他们所掌握的这些证据，有的是通过计算机电磁形式储存信息的，也有纸质形式保存的。由于这些证据都在采购主体内部，不在第三者手中，这对于供应商或其代理律师收集证据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所以，凡是世界上实施政府采购制度的国家在立法方面都非常注意对供应商这些弱势群体给予倾斜保护，在维护权益方面赋予供应商多元的救济途径，我国也不例外。

自我国政府采购法实施后，两年多来的政府采购活动，往往将质疑程序作为质疑供应商维权提起投诉之前不得不经过的阶段，简称为政府采购救济机制前置程序。实践中，质疑供应商如果未经过这一前置程序，财政部门一般就不受理投诉。2004年8月11日，我国财政部出台并于同年9月11日实施的《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救济途径中的质疑前置程序。由于有了质疑程序这一前置阶段，无形中增加了投诉供应商有效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时间长度和累赘。

笔者曾经担任过政府采购主体的常年法律顾问，也担任过供应商的法律顾问。通过与供、采双方当事人的交流感到，虽然政府采购当事人作为民事主体，在采购活动中的地位都是完全平等的，但采购主体尤其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社会中介采购代理机构，由于依附于公共权力机关，往往享有一种准司法行政权，对采购过程中的许多事项享有完全自由的裁量权，比如：审查确定供应商资格的权力、选择和确定采购方式的权力、选择和确定采购程序的权力、选择和确定评标专家的权力、选择和确定评标方法和过程的权力、选择和确定中标供应商的权力等。采购主体行使前述自由裁量权侵害相对人合法权益时，一方面，受害的供应商无法证明加害人自由裁量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能够提供证明的惟一只有采购主体。另一方面，明知采购主体的行为违法，为了未来不确定的中标、成交的机会概率，避免遭遇打击报复，供应商只能忍气吞声。

笔者发现，许多的供应商放弃司法救济途径的原因之一，是供应商自身存在的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供应商是政府采购活动中的重要当事人之一，诚实信用原则也是政府采购过程中当事人所必须严格遵守的行为规则。在高手如林的政府采购竞争市场，供应商为了脱颖而出，提供虚假的资信证明、与采购主体共同串谋、供应商之间相互伴标和围标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也是屡见不鲜。有时，供应商能够侥幸胜出，有时也不免东窗事发。供应商自身所存在的一些不正当竞争行为，一方面严重扰乱了我国有序的政府采购竞争市场，另一方面也给政府采购活动的主管部门提出了监管的难题。

相关法律亟待完善

　　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六条对政府采购方式作了规定，即政府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和国务院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其他采购方式。在这些采购方式中，公开招标被规定为我国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但这部法律在什么样的情形下适用这一主要采购方式，怎么样来展开公开招标的采购程序，均无详细的描述。相反，政府采购对象的非主要采购方式如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询价等方式的采购均有相应的操作程序。政府采购法分别将货物、工程和服务这三类政府采购对象，适用不同的法律来调整。其中规定工程采购适用我国招标投标法，而货物和服务的公开招标适用什么样的法律来调整却没有任何的规定。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四条规定，政府采购工程进行招标投标的，适用招标投标法。笔者认为，此规定所存在的法律漏洞有：其一，政府采购对象中的货物和服务应该适用政府采购法的规定进行公开招标；其二，工程采购不适用政府采购法，但这与政府采购法第二条所规定的适用范围相矛盾；其三，与工程相关的货物和服务的公开招标在适用法律方面遇到两难的境地，不论是选择政府采购法还是招标投标法的规定，都将遭遇法律障碍；其四，工程如果是通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等非公开招标方式则适用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其五，工程采购如果非公开招标则可以排除招标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

我国政府采购法中没有公开招标采购的适用条件和程序的规定，实践中，采购主体是依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开展政府采购活动的。然而，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标法在法律责任和救济渠道方面的内容并不完全相同。由于政府采购法中缺少公开招投标的相应章节，而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是公开招投标，故采购过程中的许多活动都必须援引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而招投标采购方式所引起的争议，虽然是属于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主管范围，但我们离不开招标投标法的调整，包括招投标的法律责任和救济途径。然而，政府采购活动中，财政部门所实施的行政行为都是依据政府采购法和财政部相关的行政规章作出的。由于法律适用方面没有统一，造成当事人寻找救济途径的不确定性。根据我国招标投标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投标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招标投标活动不符合本法有关规定的，有权向招标人(即采购主体)提出异议或者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投诉。我们从这一法律条款中不难发现，投标供应商可以向采购主体提出异议，也可以向行政主体提出投诉。究竟选择哪个部门来处理采购主体、供应商之间的争议，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投标供应商的手中。可非常遗憾的是，财政部的《处理办法》中的质疑程序前置与我国的上位法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所规定的内容发生了严重的撞车和冲突。而两部法律都是属于同一位阶的，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的内容相矛盾、相抵触。行政规章的内容如果与法律相冲突，那么抵触的内容必然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