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崔永元：把那良心丢了，病就好了（四）[问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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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你有过挺严重的失眠和抑郁症，现在的状况怎样？

崔永元：同事们说我白天还挺快乐的，状态挺好，一到晚上就成了另一个人。有点人格分裂，白天一个人，晚上一个人。一到晚上，天一黑，满脑子都是这些事。

以前是住院，两个月，接受系统治疗。最要命的时候，是到了临死的边缘，就是要自杀，需要24小时看护。现在接受心理治疗是不定期的，当我觉得焦虑到自己无法控制、药物也不大起作用时，就会去找医生。我觉得抑郁症是个好病，让人天天拍案而起。（笑）

人物周刊：长时间的失眠和抑郁，是不是影响了你对外界事物的判断呢？

崔永元：我是处在这种状态的，就是自己对自己无事生非，比如非洲出事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忧心忡忡；甚至看到美国的电视不好，我都很反感，比如说国家地理频道有个栏目广告（不是商业广告），我特别不能接受，它的第一个镜头是 “9•11”那个大楼塌了，视觉上非常漂亮、非常好看，我就说你想没想过，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打开电视机心里会怎么想？我为这些忧虑，想给他们写信。是不是有病？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些朋友，因为你的这种性格，断绝交往的？

崔永元：有，特别多。我是1985年开始做媒体，媒体朋友特别多，他们尤其不理解我，说你看咱们都是哥们儿，1985年就开始一起混，现在你成名人了，你给我们报纸报报料，报纸火一点，多好，你当正人君子，我们也没得登，没意思。他们不太愿意搭理我，反正就是越混朋友越少。

人物周刊：医生建议你换个轻松的、不需要太多责任的职业，你觉得自己可以离开吗？

崔永元：当然可以，这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这个行业？

人物周刊：但现在你还是在干这一行。

崔永元：我能做什么呢？我没有别的手艺啊。比如我想过做房地产，那样可以挣很多很多钱，那时候崔永元是个商人，在商言商，我就挣钱，你管得着吗？但是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我又不能容忍，就没法去；也有一些企业找我做形象大使，推荐这个药那个保健品，干那么三五档就够这辈子花了。但这东西行吗？真是虎骨做的，蚂蚁泡的吗？我会跟人较真，一较真就会露馅，然后心里又不平衡，所以简直是没法选择，非得坏了良心。我要坏了良心，我就不要换职业，我就可以在这个圈子里如鱼得水，我水平比他们高，这我知道。

人物周刊：你不会像其他一些主持人那样拍个广告什么的吗？

崔永元：中央台有个自律手则，规定主持人不能做，你要做就得填个表什么的。我没填过这种表，我也没想过这个事，但是我知道大家私下走穴，都说是公益活动，其实是私下给钱，都这么干，慈善晚会都要钱。BBC要求特别严，主持人连慈善活动都不能参加。好制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人物周刊：目前最困惑你的事情是什么？

崔永元：目前最困惑我的就是我还要不要良心。

人物周刊：那你是要良心还是要健康？

崔永元：健康无所谓，健康就这个样了。问题是，要良心还是要钱？我必须坦白地说，我喜欢钱，我怎么会不喜欢钱呢？有了钱我能做好多好多事，往神圣了说，我能做更喜欢的节目，不在乎你看不看，因为我有钱，我就做；往低俗了说我可以买我喜欢的东西，可以到处去玩，可以带我女儿出国，带我女儿遨游太空。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如果想要钱的话，我必须得不要良心。从广泛意义上来讲，无论你是做楼盘，还是卖牛奶，你要是要良心的话，你就没有那么高的利润，良心会减低你好多利润。

人物周刊：那悬了。

崔永元：肯定悬了，对，悬了。但是我有时候会这样想，可能是一步错棋，因为你觉得你不要良心就可以挣钱了，但是当你抛弃良心的时候，你发现市场根本不认你，那时候既没有人请你做广告，也没有人请你走穴。良心也没了，钱也没挣到，真是鸡飞蛋打。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现在幸福吗？

崔永元：不幸福，我也找不回来这种幸福了，因为我误入歧途，找不回来幸福了。

人物周刊：对未来你有设想吗？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崔永元：过一天算一天。我希望我女儿长大了不要像我这样。

人物周刊：不要像你哪样？

崔永元：不要像我这样难受，不要像我这样活着没有质量，我希望她做一个快乐的农民，要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做一个快乐的市民。

人物周刊：现实生活中谁离你的心最近？

崔永元：很少，我那天看费穆的书，《小城之春》的导演。他就谈了艺术片跟商业片，简直就像我说的话。他说我从来不会迎合观众，迎合票房，他说我热爱艺术，但是同时我又在享受着孤独，谁能理解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特别伤感。那是费穆1948年说的，但现在2005年了，我还在这样想，所以我觉得我离费穆特近，但是他们走的都是英年早逝的路。

人物周刊：你应该不会吧？

崔永元：也不一定。我到现在依然认为那不一定不是好的选择。有时候我也很困惑：我走在街上，我在饭馆吃饭，我出差坐飞机，坐火车，经常看到很多人很友善地跟我打招呼，询问我的病情，问我睡好了没有，希望请我吃饭，然后给我推荐药，每个人都对我那么友好；但是在媒体上天天都有人在骂我，天天都有人以人民的名义在骂我。我很困惑，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现在选择的方式就是躲避媒体，远离媒体，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不要天天在报纸上，在网络上出现，在电视上出现无法避免，这是我的职业，其他的能不出现的就不要出现了。

《手机》那件事情，我一开始想的是，这些记者年轻，他们那么小，可能不懂得这些事。后来我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他们懂，他们故意的。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报社的主编，那主编跟我说，我们那些孩子现在听风就是雨，有时候八字没一撇的事就编成新闻登上了。我说那你为什么让他登呢，他说现在谁信这个呀。这是一个主编跟我说的。我心特别凉，我觉得那些孩子可能会犯这些错误，你主编这一关为什么不把一把呢？你都听之任之。

我倒不觉得报纸不能登周杰伦什么的，S•H•E什么的，有人喜欢可以登，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媒体上包括网络上是不是也应该有学术的园地呀，起码提供一个学术问题公平讨论的机会吧，而不是一张嘴就炮轰，一张嘴就攻击。

你看那天还说我炮轰倪萍呢。我是说体制的错乱，比如说倪萍是主持人的时候，她不拍广告，她遵照台里的规定，但是她现在转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她就成了演员了，她就可以拍广告。我的问题是如果有一天倪萍又转回来，又做主持人，那她还能拍广告吗？那肯定不能拍吧，那前面的广告怎么算呢？这不成曲线救国了吗？我说这就是制度的不严密。这里哪有攻击倪萍的意思呢？对不对？但是报纸上写的就是崔永元炮轰倪萍，炮轰收视率，炮轰《超级女声》，一下午开了三炮。

人物周刊：现在你怎么看死亡这个问题？还在想吗？

崔永元：我白天不想死，因为我节目都没做完呢，还有很多人找我有具体的事，这个帮孩子联系上学，那个是看认识谁，能买点便宜东西什么的。我不是晚上经常陷入痛苦嘛，有时候我还在想这个题目，还没有断这个念头。我的医生特别好，他说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在下决心之前，咨询一下我，你是有文化的人，我是你的心理医生嘛，我觉得你的方式好，你采用就行了。他说换句话来说，一个有文化的人要学会向别人求救，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总是爱找他，总是希望他能帮助我一下，甚至都有依赖的心理。易立静/文

崔永元说电影


我对电影研究得特别透，比对电视研究得透多了。电影是一个民族的问题，每个国家的电影都是每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电影就像一片原生态的森林，是由各种各样的树种来组成。当森林里只有一个树种的时候，这个森林就完了。现在全世界的电影正面临着这种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个恶化的标志就是全世界只有好莱坞的电影，也就是说全世界的森林只有一种树，这树的名字叫好莱坞，而且好多好莱坞，在英国的好莱坞树，在瑞典的好莱坞树，在意大利的好莱坞树，还有中国台北，中国香港，这些地方的好莱坞树都是当地人种的，当地人允许物种入侵。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不是我提出来的，你上上好莱坞的网站，所有反对好莱坞的电影人都在美国，大家都在美国，他们把这个叫做软权利，也叫第三种权利，他们认为这个对世界文化的一种损害是不可逆的。中国电影出现的问题就在于这，中国电影和好莱坞电影的竞争不是从1996年开始的——1996年我们引进了第一部大片《亡命天涯》——是从上世纪30 年代开始的，也就是从《马路天使》、《十字街头》那时候开始的，那时候的中国电影人非常了不起，他们有力地抗拒了好莱坞，甚至占据了好莱坞的电影份额，那个时候跟中国电影人同样了不起的，还有英国人，他们甚至控制了一部分好莱坞的院线，他们控制它是为了什么？他们竞争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世界上除了有好莱坞电影以外，还有英国电影，还有中国电影。

好莱坞采取的对策就是三个方式。第一个方式是物种入侵，改变你的欣赏习惯。从 1996年我们就开始进好莱坞电影。我们进的那叫什么好莱坞电影？我们进的是好莱坞大片！好莱坞每年生产1000到1200部电影，大片不到20部，也就是说他的物种保护得非常好，他什么都有，他还有纪录片呢，《华氏9•11》，对吧？他还有科教片，有美术片，有儿童片，艺术片、歌舞片他都有，但是他给我们中国的就是大片。当然也有我们中国人主动去选的大片了，对吧。从1996年开始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好莱坞改变了中国观众，尤其是中国年轻电影观众的欣赏习惯，他们认为电影是这样。小时候看电影我们为王强激动，或者为谁激动，我们会喜欢里面的一个人物，喜欢它的故事情节，喜欢它的音乐，甚至喜欢它字幕的出法，我们是这样看待这门综合艺术的。现在有关电影你可以检阅检阅报纸和其他媒体，它就是四个字，叫视听享受，所以凡电影必须要有DTS，要有立体声，要有特技，如果没有特技制作，没有千军万马的场面，那就不叫电影。我们现在精心制作的一部电影非常好，讲的是一个老奶奶和她孙女相依为命的故事，没人看。这玩意儿能有什么动静啊？什么声音都不会有吧？顶多是鸡鸣狗叫，这有什么特技呢？两个人，对不对？我们为什么要花钱看两个人去演呢？而这就是电影啊。没人看《那山、那人、那狗》，只有日本人看，中国人不看那个，比《那山、那人、那狗》“好”的电影多了，《民警故事》什么的都非常好，没人看，《诺玛的十七岁》，这些电影好极了，都没人看。韩国和日本的电影生态保护得都很好，但是我们没有了，这是好莱坞走的第一步，改变观众的欣赏习惯。

第二，收买你的新锐电影人，你这个国家谁有名，陈凯歌有名，还是张艺谋有名，还是谁有名，我好莱坞要为你投资，做好莱坞口味的中国电影。在上世纪30年代，蔡楚生他们都面临过这样的问题，同样的问题，比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被改编过，改编成好莱坞版的，结尾是大团圆，而不像我们这个结尾是悲剧，因为好莱坞电影的结尾没有悲剧，都是大团圆，那么你要收买，很多人都被收买了，因为好莱坞资金雄厚啊，你要在中国拍电影能拿到1500万就不错了，但是美国人投资可以拿3000万美金啊。把我们好的电影人就这样干掉了。

第三条最狠，控制院线，院线都成了哥伦比亚的院线，都成了米高梅的院线，那么排片就由他来安排了。像侯孝贤这样不投降的导演，他拍的电影根本排不上，礼拜二早晨7点一场，礼拜三晚上12点一场，完了，就这两场。因为院线是我的，我想要排什么排什么，你管不着。这样一弄，你就收不回成本，收不回成本，就没人再给你投资，没人再给你投资你就拍不成电影，这时候你就面临两个选择：第一，跟我合作，我来投钱，拍美国风格的中国电影；第二，你别干这个了，死掉。

我过去在大学做过一个讲座，我告诉他们，电影是挣钱的产业，这些钱是应该塞入我们腰包的，现在被美国人拿走了，在美国，文化娱乐产业的产值已经超过了航空航天业，在日本已经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33％，可在我们中国，文化体育全加起来还不到6％，现在你知道了，拍一部《泰坦尼克》能挣几十亿美金，我们天天出口袜子，得出口多少才能挣回几十亿美金呢？所以我觉得从产业规划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个市场拱手相让。我认为我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没人理我，都说你神经病，你把你的节目做好就完了，管得着电影吗

Tendering

他是因为什么而火的, 大家为什么喜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