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正在悲惨增长

飞天110

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江苏家电企业小天鹅今年上半年销售高速增长，销售额高达60多亿，但利润只有区区几千万，几乎牙缝一松企业就将掉入亏损的深渊。

　　小天鹅的情形也是当下整个“中国制造”的情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和去年相当的高速增长，工业增加值更是同比狂增16.1%。但奇怪的是，工业企业的利润却大幅下降。

　　国家统计局1-7月份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亏损企业亏损额1228亿元，同比增长55.5%。如果再考虑到各行业均衡利润增长的局面已不复存在，39个工业大类行业除石油、煤炭、化工、有色金属，钢铁等五类与能源原材料相关的行业外，其它34个行业利润增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利润整体增幅比去年下降19.1%。

　　增产不增收乃至赔本赚吆喝的增长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悲惨增长”，而“悲惨增长”将是难以持续的。

　　价格传导失灵导致悲惨增长

　　检讨中国工业企业利润的下滑，一大原因是资源价格上升侵蚀下游利润导致的“剪刀差”效应。

　　目前，随着上游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扬，下游利润正大量向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等上游行业集中，下游加工制造行业却因市场竞争或政府限价，无法进行价格传导，造成利润下降甚至亏损。

　　2003年11月以来，工业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涨幅与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差距一直保持在4个百分点以上，由此造成工业品出厂实际价格收缩。

　　七月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产品价格中，燃料动力类、黑色金属材料类、有色金属材料类和化工原料类购进价格分别比去年同月上涨了15.6%、8.7%、14.5%和8.4%。其中，原油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月上涨31.4%，影响工业品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1.1个百分点。汽油、煤油和柴油出厂价格分别上涨22.5%、18.3%和20.1%。

　　资源性产品价格节节上升，而制造品价格无法上升，如此好比是一把巨大的剪刀，将下游产业的利润大量向上游产业转移，相当一部分下游企业却陷于“悲惨增长”。

　　境内利润正在向境外转移

　　假如中国经济是一个封闭循环，则多少还有可欣慰之处，因为“肉烂在锅里”。但事实上，中国经济是一个开放经济。从整个开放经济的角度，中国资源有进有出，但整体上是资源净进口国和制造品净出口国。因此，上游国际资源和能源价格的上升，总体上侵蚀的是下游“中国制造”的利润，导致的是境内利润向境外转移，“中国制造”的投资收益率急剧下降。如不能改变这种局面，投资者投资的信心最终将崩溃，从而引发企业发展的停滞，经济增长的失速乃至危机。

　　警惕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

　　上述危险确实是存在的。

　　第一， 中国的资源特别稀缺，大多数的人均资源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5～1/3，因此中国难以改变资源净进口的局面。

　　第二， 中国经济为典型的粗放增长，单位GDP的资源消耗远远高于国际水平，更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上述情况下，资源品与制造品的“剪刀差”趋势不改变甚至更趋严重，中国企业就只会变得更被动。如果再考虑到人民币有可能继续升值，从而进一步削弱“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则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危险之境。

　　前苏联的经济规模曾经达到美国的70%，但突然崩溃了，原因在于其单位GDP的资源消耗是美国的3倍到5倍，因此无法长期同美国竞赛。亚洲各国在增长很快的情况下突然遭遇危机，根本原因也在于经济增长的粗放。

　　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的粗放增长程度不仅高于亚洲金融危机各国，甚至高于前苏联和中国文革时期(王晓鲁，2005)，中国人有什么理由断言自己的经济一定不会步前苏联和亚洲各国的后尘呢？显然，中国是到了彻底反思并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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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行业的产业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天鹅的盈利模式，换成东芝、日立也是如此，区别在于后者的全球化程度决定了其并未消耗本国的“战略资源储备”，而低成本获得直接资源的便利，直接将企业导向了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粗放型经济的主导地位，这是经济规律，任何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个时期；而关键在于国家如何通过宏观手段引导企业走向高集约的发展模式。那么中国政府能做些什么呢？

科学技术仍然是第一生产力

向研发、自主知识产权要效益，这是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并不是每个企业，甚至大企业都具有如此长远的眼光，可以说企业的“短视”行为——以直接利润为唯一目标，是“中国制造”所谓悲剧性增长的罪魁祸首或直接动因。这种情况下，政府有责任在税政、资源分配、银行等环节下手，引导企业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将资金更多地投入产品研发；限制同类型、低技术含量的企业大量繁殖。甚至可以直接出资建立行业研发中心，从横向上调整整个产业结构。

重视资本的力量

长期以来，引进外资是改革开放的核心政策之一，但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引资行为正是“中国制造”的弊端之一。国家不应该只对“战略资源”把关，国外资本的进入是否有利于一个产业的健康发展、是否值得付出不可再生资源以换取外汇等等问题都应该成为资本市场调控的标准。此外，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还可以说是通过引进外资，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和获取“较先进”的技术；那么现在，在日渐成熟的中国企业中，我们还值得为了“学习”付出那么大代价么？外资跟本土资本在资本市场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平等，国家应当引导企业有选择地使用资本的力量，保证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真正做到肥水不流外人田。

地方政府的监管责任

中国约有70%的企业是区域性的。我们看到的明星企业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这些不在我们视野中的“沉默的大多数”却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而对他们的引导和监管之责任主要在地方政府；而矛盾在于地方政府从税收利益出发，往往缺乏全局观，尤其是行业的全局观，这是一种更为可怕的短视行为。因为地方政府掌握着税收、土地、金融等重要资源的审批权，在“疯狂引资”的时期，地方政府缺乏判断力、无选择性地促进本地区企业发展，给中国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设置了巨大的困难。

中国制造走出悲剧性增长的阴影，还需要从国家到企业一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