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专家邵道生： 怎样监督 一把手 （转贴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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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专家邵道生 怎样监督 一把手

【转载者注：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人民网著名的评论家，写有“老邵茶道”专栏；发表过不少精华文章。笔者看到他说，“自己与白血病斗争十几年，坚持写完了有关反腐败的长篇文章，希望给党给人民留下一点什么”的时候，心里特别感动。这里是摘录其中的一部分。本文约有4万多字，将分段转载，连载。文章虽长一点，但是，是由“业余”专家研究写成的，含有大量的资料，阅读起来，并不感觉枯燥。
其中，色彩部分，是转载者在学习时自己加描的，仅供参考。Gzztitc】

作者自我简介：

邵道生，江苏无锡人，1942年5月8日生。专攻“国民心态·反腐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人生虽短，但曲折而坎坷、沉重而“有趣”。几笔勾画如下。

　　自己最大的人生奋斗目标：“事业有成”。
　　自己最喜欢的座右铭：“越挫越奋”。
　　自己做学问的最大特点：勤奋。
　　自己精神作品的最大特色：与他人、前人“保持一点不一致”。
　　自己最看不惯的人：善弄权术的“大人”和不学无术的“小人”。
　　自己最喜欢做的两件事：写书和跳舞。
　　自己人格上的优点和缺点：“实话实说”和“不肯低头”。
　　自己最差的一门“学问”：“人际关系学”。
　　自己对付不公、不平的最好的武器：多出社会欢迎的成果。
自己还留下的一个心愿：想“打破”白血病人生存的最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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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道生：怎样监督“第一把手”

作者：邵道生  光明网    更新时间：2007-4-8

《剧变社会期的中国腐败问题》之第三部分

邵道生：怎样监督、治理“第一把手”


第6章 继续严查“高层官员”的腐败

　　怎样监督、治理“第一把手”腐败呢？笔者认为首要的是要继续严查“高层官员”的腐败，现在的反腐败形势好不好？很好，非常好，重要原因之一是将一大批“高层官员”拉下了马，进了监狱；现在的反腐败形势严峻不严峻？很严峻，非常严峻，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高层官员”的腐败还未得到根本的解决。

　　所以保持高压态势、继续严查“高层官员”的腐败是当今怎样监督、治理“第一把手”腐败的重中之重，是当务之急。

　　（一）“高层干部”的腐败问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这里所说的“高层干部”包括二种人，一种是真正的省部级“高层干部”，还有一种是虽然级别不够，然而在地方上却是权势极大、举足轻重、说一不二的，我将这些人称之为“地方性高级领导干部”。为什么要包括这二部分人？因为前者是解决“点”的问题，后者是解决“面”的问题。
　　的确，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高级干部的腐败问题已经凸现在社会面前，每一个会思考的人都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像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等的官，已经不算小了，“修行”了那么多年，也都快成“正果”了，然而还是拼命地贪，拼命地捞，还要以身试法，最后弄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叫树欲静而风不止！“高层干部”的腐败问题，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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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促使这些“政治明星”堕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对社会主义没有希望、没有出路的世纪末心态是这些高级干部堕落的根本原因。原泰安市委秘书长卢胶青有一句“名言”：“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出路。”别看这些人当的是共产党的官，面对着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却在这样想着：前苏联和原东欧的昨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已经在变，当然不会像它们那样“突变”，而是在“渐渐地变”，所以什么共产主义信念，什么社会主义的前途，统统都是假的……应该说，这样的心态在贪官污吏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代表性。古人曰：“哀莫大于心死。”正是由于这种对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的世纪末心态，因而使这类当官者的“官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封建主义特权意识、“官本位”观念趁虚而入，拜金主义便恶性膨胀，从政不是为人民，当官不是为百姓、为社会，自己当官仅仅是为了出人头地，将权力作为发家致富的资本，用权就是为了捞钱，就是为了捞名捞利，因而不捞白不捞，捞了就白捞，于是只要有机会、有条件、有空子就拼命地捞。正是在这种世纪末的心态下，这些高官腐败了，堕落了

　　利欲熏心的贪得无厌心态是这些人堕落的重要原因。“丰屋、美服、厚味、姣色”这些“人欲”使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之流“昏蔽而昧理义”，因而不顾一切地迷恋、追逐，甚至不惜为它“殉职”、“殉身”。别看这些家伙在台上是道貌岸然、一本正经的样子，然而什么都要贪，要贪财，要贪权，要贪色，要贪名，要贪生，要贪玩……社会如今不是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一万两万不贵（受贿），三步四步都会（跳舞），五个六个不累（玩女人），九圈十圈不睡（打麻将）”，只要是自己想要的，都要将它搞到手。由于这个贪得无厌，他们就会变得极端的自私自利，就会人不为己，天殊地灭，就会变得不择手段，就会变得胆大妄为……

　　对自己权势的过分崇拜是这些人堕落的主要原因。那个权倾一方的原泰安市市委书记的胡建学就得意忘形地说：“到我们这一级别的干部就没人管了。”想一想，在包括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在内的这类高层腐败分子的眼里，胡建学的官、胡建学的权又算得了什么？！自己呢？嘿嘿……的确，他们的“强大”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所以，他们就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原则来“管理”他的“一亩三分地”，变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什么民主集中制，什么党委的集体领导，统统都是摆设，党委会不过是他履行个人意志的机器，他要怎样就怎样，谁有不同意见，他就火冒三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提拔谁就提拔谁，不按党性原则，大搞江湖义气，将一些作风不正、民愤极大的干部提拔到要害的位置上来，自己则也肆无忌惮地收受贿赂……就这样，当这些单位的“第一把手”通过权力的运作，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自己一身时，他的膨胀了的权势就会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变成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所以，在这些高级贪官污吏眼中，几千几万，简直是“小儿科”，根本不放在眼里，要么不贪，一贪就是几十万、上百万、成千万……这是为何？除了贪婪心理作怪外，对自己的权势太过分崇拜了，太相信自己权势的力量了。

　　总之，一是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基本信念，二是过甚的、无法抑制的“人欲”和“贪欲”，三是对自己权势过分的迷恋，是包括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在内的这类高层腐败分子的主观成因，应该说，是他们自己断送了美好的前程，是他们自己将自己送上历史的审判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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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将包括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在内的这类“高层干部”一个个清除出共产党的队伍，是可喜的，它表明了我党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决心，它的确是反映了人民的意愿；不过，对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等高级腐败分子迅速增长的现象，也有值得忧虑的一面，因为它毕竟给党、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所以，我们应该从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的堕落充分汲取教训：加强社会主义的信念，不仅仅是老百姓要做的事，对高级领导干部同样重要；清除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不仅仅普通百姓要予以警惕，作为“高层干部”更应自觉加以抵制和防范；至于对自己权力的应用，作为位高权重的“高层干部”，一时一刻都不能忘掉“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原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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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反腐败已经加大了对“高层领导干部”的查处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反腐败的最震奋人心的、令世人值得称颂的特点之一，就是加大了对省部级腐败高官的查处，一大批不可一世的、位高权重的腐败高官纷纷“落马”，1998年，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12人，其中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徐炳松受贿案，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于飞以权谋私案，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姜殿武违纪违法案，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纪违法案等；1999年查处17人，其中有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运鸿以权谋私案，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索贿受贿案等；2000年查处22人，其中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秦昌典和政府原副主席王式惠严重失职渎职案，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周文吉严重违反组织人事纪律案，还有因以权谋私、收受股票或让其配偶子女购买内部职工股牟利的湖北省原副省长李大强，国防科工委原副主任徐鹏航，全国纺织总会原会长吴文英的案件等。进入新世纪后，这个势头不减，2001年从9月26日到10月22日，前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四个“省部级”高官的落马，“26天报销了4个！”2006年一共查处了9名省部级领导干部，陈良宇案则不仅震动了国内，而且连世界都“大吃一惊”！

　　这个反腐败的形势好不好？当然好！的确，“刑不上大夫”已成为历史的过去，省部级之高官，尤其是像包括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在内的这类“高层干部”被查处，有的甚至被处以极刑，表明了我党反腐败的坚定的态度，不仅极大地振奋了党心、民心，亦为世界有识之士的赞誉。对腐败了的高层干部动了这样的“手术”，在我国反腐败史上是少有的，它清楚地向世人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对腐败分子，不管是谁，不管他的级别多高，都决不手软，一查到底。广大人民有理由为党中央这样的反腐举措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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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仅是问题的一面，当我看了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发表的《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这一研究成果之后，又引起了我另一种的思考：查处“高层干部”腐败问题，这仅仅是开始，离开彻底清查还差得很远。

　　为什么？

　　这是因为如今对“高层干部”腐败问题的查处实际上只是在做“补课工作”。其实，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高层干部”的腐败问题就已经存在，就已经是很触目惊心的了，因而邓小平同志不止一次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譬如，在谈到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时说：“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搞不通，可能是因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或他们的家庭陷进去的比较多，这个问题过去讲过多少次，讲了好几年，为什么成效不大，原因可能在党内，在高层”，“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一个重要内容”，“我们有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过去，广大人民总是不满意社会对腐败分子“下不了手”、“处理不下去”、“手太软”，不满意什么？恐怕主要还是不满意对高层官员腐败“下不了手”、“处理不下去”、“手太软”，所以，邓小平对当时反腐败的评价是：“成效不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当今对“高层干部”所做的反腐败，只是前几年没有做得很够的或是没有来得及做的，只是在做“补课工作”。

　　这是因为“高层干部”的腐败并非是我国的“特产”，而是一切发展通向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特征。瑞典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谬尔达尔在对南亚诸国进行了长达15年实地考察后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普遍问题：‘软政权化’和‘分利集团化’。这种‘软政权’有几大基本特征：缺乏立法与具体法律的遵守实施，对法律的解释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松弛性，各级公务员普遍不遵守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和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串通一气；社会成员之间常利用各自掌握的资源，在违法和抵制法规的基础上，为一己私利进行交换，亦即存在反法制的互利性；有着互诱性和积累效应，对包括下层阶级在内的各社会阶层有着很强的渗透性。”像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这类“高层干部”就是这个“软政权化”的始作俑者，是“分利集团”的既得利益者。“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的腐败问题之所以那样严重，就在于“高层腐败”对“下层阶级”的“很强的渗透性”，当今的中国之所以处于腐败的“高发期”、“多发期”，就是由“高层腐败”与“下层阶级”的“互诱性”和“积累效应”引起的。

　　这是因为如今被查处的腐败了的“高层干部”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或是很小一部分）。这一结论并非笔者怀疑一切，实是为高层官员腐败以下这几个特点所致：（1）一般来说，高层干部官场经验丰富，搞腐败都比较隐蔽，而且位高权重，对部下握有“生杀大权”，一般人都不敢“碰”他们，所以当今被揭露出来高层腐败分子肯定只是“一小部分”。（2）一般认为，在腐败现象中的“黑数”远比刑事犯罪中的“黑数”严重得多。根据公安部过去作的大规模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在抽样地区每年约有70—80%的案件被漏立。”刑事犯罪案件的“黑数”是这样严重，腐败案件尤其是高层官员腐败案件中的“黑数”就更为突出了。（3）从高层官员腐败发生的时间来看并非是最近几年的事。成克杰违纪违法的事实是在1994年—1997年，胡长清违纪违法时间是在1995年—1999年，李乘龙违纪违法时间是在1991年—1996年……这些时间表说明了什么？说明了高层官员腐败发生是很有“历史”的了，过去没能揭露是因为我们没有认真查，现在下大力查处了，贪官的丑恶嘴脸就暴露出来了。（4）从目前曝光的“高层干部”腐败案件的查处中，有很多案件是“纯属偶然”：胡长清案发于昆明“世博会”中作为带队团长的他的“失踪”（自己偷偷飞到广州与情人鬼混），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才被揪出来的；陈希同是被无锡的“案中案”牵出来的。谁能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类“纯属偶然”事件的发生？

总之，我们不能因为在高层官员中有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这样的败类而别有用心地夸大“敌情”，但是也不能因为抓出了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这样的败类而沾沾自喜，万事大吉，而是要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精神，继续贯彻小平同志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做全党的表率”的重要指示，将所有腐败了的高层官员都清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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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多数高官腐败之所以能被查处是被“牵”出来的

　　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以副部级以上高官的腐败案件的这一研究，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其中，最为引起了我注意的一个数字是：即在可查的、高官腐败的36件案例中，有29件是因案件牵连被发现的，占80.6%；有5件因举报，有1件因投案自首，还有1件因行为受检察机关怀疑而发现。

　　80.6%在统计学上的概念是属“大多数”的范畴，这就是说，当今大多数高官腐败之所以能被查处是由于“牵连”之因，这，的确是我们应该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那么，究竟应该注意什么？

　　它说明，当今腐败“高层干部”80.6%的被查处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被动性”，譬如，胡长清案发于昆明“世博会”中作为带队团长的他的“失踪”（自己偷偷飞到广州与情人鬼混），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才被揪出来的；陈希同是被无锡的“案中案”牵出来的；丛福奎虽然没有参与远华走私案，但他腐败的线索却是从这个走私案中带出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高层官员腐败的问题，主动出击、主动进攻还是相当不够，因为只有13.88%是被直接举报的，2.77%是主动投案的。我可以肯定，若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再加大一点力度，更加“主动”一点，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的“战果”就会更大一点，人民就会更满意一点。

　　它说明，当今查处腐败“高层干部”的确是个大难题，高层干部官场经验丰富，搞腐败都比较隐蔽，而且位高权重，关系网错综复杂，上上下下连在一起，大凡高级官员腐败之处，就不会是一、二个人，而是有一帮人、一伙人，他们掌握“要害部门”、“关键部门”，会形成强大的腐败势力，对本单位、本领域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对部下握有“绝对的生杀大权”，高层腐败永远是与集团腐败联在一起的，所以，这类腐败案件，往往是一端就是一窝，一揪就是一串，腐败势力太大，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说得很形象，一些省部级高官简直成了腐败集团的“龙头老大”。譬如，在沈阳的“慕马大案”中，慕绥新就时时打击那些举报他腐败集团的人，使得党内监督和自上而下的监督失效，因而一般干部都不敢监督、不想监督、不能监督、不会监督，所以，在这样的地方反腐败，对腐败者和反腐败者来说，都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

　　它说明，现在我们还没有在制度上很好解决对“高层干部”的监督问题，有许多监督制度对高级干部来说，犹如聋子的耳朵——只是一种摆设。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说得很坦白：“到我们这一级别的干部就没人管了”：广西大贪官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说得很“实事求是”：“我的权力太大，稍不注意，权力就会转化成金钱，监督机构对于我形同虚设”；而那个胡长清则将监督形容为“牛栏里关猫，进出自由。”所以，这些腐败了的高级干部变得“异常地强大、独断和专权”，往往是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自己于一身，“党的领导”变成了“绝对的个人领导”，于是他们很快地忘掉了老祖宗的“公职活动是国家官吏的义务和天职”的教诲，于是他们很快地“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于是，无论是党内系统的监督（如本单位的纪监系统），或是党外系统的监督（如民主党派监督、社会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等），都只能一种摆设了，最后的结果就必然导致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它说明，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当今反查处“高层干部”腐败中的成绩。我们的眼睛不仅应该盯住被查处了的，更应该盯住没有被查处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腐败黑数”。据一些专家的研究，腐败黑数大约是10：1，而高层官员腐败的“黑数”肯定还要远远超过这一比例。高层官员腐败过去没能得到查处，是因为我们没有下大力查，现在下大力查处，凑巧“牵连”到了高层官员的腐败，就将其丑恶嘴脸就暴露出来了，这就是“偶然”中的“必然”。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说，要将这个良好开始的势头保持下去，只有这样，我们的反腐败才能彻底。

　　它说明，如今对“高层干部”腐败问题的查处实际上只是在做“补课工作”。其实，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高层官员的腐败问题就已经存在，就已经是很触目惊心的了，因而邓小平同志不止一次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同志就不止一次指出：“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搞不通，可能是因为我们党的高级干部或他们的家庭陷进去的比较多，这个问题过去讲过多少次，讲了好几年，为什么成效不大，原因可能在党内，在高层”，“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一个重要内容”，“我们有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所以，我们还得继续认真学习、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高级官员腐败问题看一系列的指示精神。

　　总之，我们不能因为在高层官员中有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这样的败类而别有用心地夸大“敌情”，但是也不能因为抓出了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这样的败类而沾沾自喜，万事大吉，而是要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精神，继续贯彻小平同志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做全党的表率”的重要指示，将所有腐败了的“高层干部”都清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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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认真落实《监督条例》

　　（一） 认真落实共产党监督条例

　　“第一把手”腐败非常严重的现实，必然决定了它是反腐败中的重中之重，必然决定了对“第一把手”的监督必须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说：“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 共产党监督条例明确将“一把手”作为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 条例明确规定，凡属方针政策性的大事，凡属全局性的问题，凡属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和奖惩，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如干部任用方面，近年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中，任用亲信、拉帮结伙的现象较为突出。条例为此规定，党的各级领导班子讨论干部任免事项，应当如实记录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的情况；领导班子成员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并署名。这样的规定，操作性、针对性均很强。

　　但是，现实呢？社会的开放、观念的解放使对“第一把手”的监督不再成为理论上的禁区，然而对它的具体实施却是一个公认的难题，普遍存在着疲软、乏力和无能。所以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会上指出：“据了解，这几年查处的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大多是群众举报或查办其他案件牵带出来而获得线索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软弱乏力。这里面的突出问题，就是还没有完全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制度和机制，越是高级干部越缺少有力的监督和管理。”他还指出：“党内监督特别是对高中级干部的监督，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

　　当今的主要倾向是什么？是相当一部分的领导干部当了大官就觉得了不起了，特权思想严重，高人一等，不愿接受监督，对此，江泽民同志尖锐地指出：“现在的问题恰恰在于，有些领导干部职位上升，权力增大以后，反而不习惯、不愿意受到监督和约束，有些党组织也往往放弃对干部提拔后的监督工作。有的人正是从自我放纵到为所欲为，走上腐化堕落道路，甚至成为犯罪分子的。”这的确是应该注意的倾向。我们一定要按江泽民同志所说的那样：“越是改革开放，越要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越是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越要有严格的党内监督。”只有这样做，才会使“一切有权力的人”不很容易地滥用权力，才会避免“腐败的绝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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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有的“第一把手”不愿接受监督的

　　现在，经过对《条例》的宣传，稍有点社会常识的人都已经知道，以监督为核心特征的《条例》主要还是“冲”着位高权重的“第一把手”去的。现实就是这样，若“第二把手”、“第三把手”不肯接受监督，“第一把手”发句话就是了，这时，即便是心中很不情愿但嘴上还得表示“非常愿意”的姿态，也只能接受，否则“第一把手”就会有“各种措施”想法让你去接受监督的。

　　所以，《条例》是不是能顺利贯彻执行的关键，主要还在“第一把手”身上。决不要以为，《条例》一出台，监督难、难监督的问题就能立即得到解决，对相当多的、并没有陷入腐败泥坑中去的“第一把手”来说，主动地接受监督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什么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

　　第一，起因于“第一把手”就是“党组织本身”的这种思想，它实在是太根深蒂固的了。

　　由于长期的党內“路线斗争”的影响，由于57年“反右斗争”的影响，由于八十年代末期一场“政治风波”的影响，“第一把手”就是“党组织本身”的影响很是根深蒂固，很难在短时期中消除掉，所以，邓小平同志才说：“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权力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而且“这个问题”是“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邓小平语）。可以这么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第一把手”的权力，其集权的程度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高过、大过，有相当一部分的“第一把手”将自己看作是“一级组织的化身”，其他人必须与自己“保持一致”，将“不同意见”看作是“杂音”，在潜意识中就会将“监督”看作是“对党的权力的挑战”，在整个“家长制复活”的背景下“第一把手”的权力就被“绝对化”了，自然就不愿意接受监督了。

　　第二，起因于“个人自我成功感太好、太强”。有不少“第一把手”的“自我成功感”过于良好，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当上“第一把手”是自己奋斗的结果，是“自我成功”的一种标志，因而认为自己什么都行，有点忘乎所以，用不着什么监督……“第一把手”是不是“自我成功”的一种标志？不能说完全不对，但也不全是：即在很多情况下“第一把手”的选定是“少数人”在“少数范围”內“商定”的结果，而且往往这一“选定”的“原则”是“你办事，我放心”这六个字。有时“第一把手”的“选定”还有一些“意外的、附加的条件”：如年龄的限制、性别的规定、文化程度的限制、是不是少数民族等等。所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要找出一些连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地当上大官的，并不是很困难的。说这些干什么？无非是想说，对相当一部分的“第一把手”来说，自我感觉就不必那样良好，自己最多是“局部的成功者”或“有限的成功者”，既非圣人，又非“全才”，安能不犯错误？孰能没有失误？所以，当“第一把手”能正确评价“个人自我成功感”时，就会接受监督的。

　　第三，起因于“急功近利的发展观的思想影响”。恐怕相当多的“第一把手”都患上了“急功近利”的毛病。为什么？若是认为这些“第一把手”都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之目的”而“急功近利”的想法，那绝对是荒唐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什么原因？就是他们的“社会发展观”上出了问题，犯了“GDP崇拜症”，将“GDP”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极端而又片面，好大喜功，脑袋一热， “高烧”就发起来了，随着自己的性子“拍板子”，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反对意见，时容易“拒谏”。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在我们的领导层中，经常有些人会犯的毛病，经常会犯的错误，经常会去付那些不该付的、而且是代价宏贵的学费，经常……为什么会这样？重要原因是急功近利、。就什么都顾不上了，就什么不同的意见都听不进了，这时的领导，是最容易“拒谏”的。

　  第四，当一个人要掩藏自己的问题、毛病时容易“拒谏”。三国时候有个曹操的“大人物”，患了重病，让名医华陀来治病，华陀诊断的结果是脑中有“异物”，需要开刀将它取出，多疑的曹操听了之后，勃然大怒，不仅不治，反而以为华陀要加害他，结果盛怒之下将华陀杀了，可怜一代名医遭此下场。一般来说，“畏疾忌医”的领导是最容易“拒谏”的。

　　第五，当一个人只图自己的权势、只图个人的私利时是容易“拒谏”。这类人特点是：当官只是为了自己和自己所属的“小圈圈”的利益，而且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拉帮结派，拼命扩大自己的权势，当他们尝到了通过自己权势而获得了非正当的利益的“甜头”之后，就会得寸进尺，就会鬼迷心窍，这时如果有人进谏“不同意见”，就会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拒谏”就会当然成为这类领导的个人领导的特色。

　　第六，当一个人被一些“小人”包围起来之后容易“拒谏”。“小人”的特点是什么？见风使舵、整天围着领导转，因而他们非常了解领导的个人的爱好，最了解领导的人格弱点，因而最能在恰当的火候，不失时机地进“感情投资”，只要是领导需要的，哪怕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他们以奴才的忠心耿耿获得了这类领导的赏识，成为他们的“高级幕僚”，言听计从，于是，耳朵里尽是忠良耿直者的馋言，时间一长，态度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哪怕是昔日的好友，也会“好心当作驴肝肺”，不仅听不进，反而会按照“小人”的意图进行打击。

　　第七，当一个人思想僵化之后容易“拒谏”。这类人的特点是：固步自封、野郎自大，惟自己思想为是，惟自己观点最正确，什么都是按照追忆过去的经验和知识办事，拒绝世界上一切的文明进步，往往是将那些不符合自己心意的、自己不懂的、又不愿认真学习的，统统看作是奇谈怪论、邪端异说，统统看作是在被“扫荡”之列，这类领导也就最容易“拒谏”的了。  

　　总之，诚如唐人陆贽所曰：“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德日新，遂非则其恶日积”，一旦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拒绝一切“谏言”，那么，也许意味他的辉煌也就到了尽头。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是有足够的教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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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对“第一把手”的权力制衡

　　 “第一把手”的责任重，要有人当，要怎样当才算当得好？才能防止“第一把手”的腐败问题？我想，对“第一把手”腐败的治理，制度建设很重要，关键是在如何防止“第一把手”权力的绝对化，是在如何治权、分权，是在如何对“第一把手”的权力制衡。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权力要优化。为此，既要改变传统的“你办事，我放心”的选官模式，也要废除“第一把手”组阁的“承包制”模式，选官要公开、平等和民主，上级部门要把好任免关，要让一身正气的德才兼备者去任“第一把手”。实施用人失察追究责任制度，不得口头推荐，不得私下打招呼，对那些不坚持原则、不认真负责，或者徇情枉法者，一定要追究其责任。当今一定要注意那种“程序上的公正而实质上腐败”的选官形式上。

　　第二，权力要分散。即将“专权”变为“分权”，不要垄断权力，不要将“关键的、重要的权力”都集中于一个人的身上，大家的事大家办，领导班子的事大家办，一定要改变一些单位的“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的不正常现状。要渐渐形成“第一把手”也只有“一票”的权力，要迅速改变当今“第一把手”对大小事都有绝对否决权的不正常现象。

　　第三，权力要分流。在纪委、监委等领导体制上要有所变化，强化监督部门的“垂直功能”，将监督部门“剥离”出去，“弱化”被异化了的“第一把手”对纪律检查部门的“监控权”。惟此，这些部门的的人员才能放心大胆地对诸如“第一把手”的实权人物进行监督。

　　第四，权力要能批评。谁都没有说过“第一把手”不能批评，但是，往往是只有“第一把手”出了问题、“打倒”以后社会才能对他们进行批评，所以，整个社会要创造一种能够批评“第一把手”的舆论氛围，不要对舆论批评“大惊小怪”，更不要认为对“第一把手”的批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别有用心。

　　第五，权力要审计。要对“第一把手”在任时的工作情况、财务情况要进行动真格的而不是走过场的审计（任期审计），这要成为一种制度定下来，尤其是对离任的、外调的“第一把手”进行全面审计，审计要实在，不搞花架子。

　　第六，权力要受惩罚：要依法治权，对腐败了的“第一把手”要“动真格”的，不宠，不包，不护，更不能为了某种“政治需要”无节制地对他进行“人为地拔高”。要努力改变现实生活中的那种“对上不对下、查小不查大”和“见了老虎猛烧香，遇着苍蝇乱开枪”的倾向。

　　第七，权力的监督要受保护。要大力保护举报人，要狠狠查处那些心术不正的“第一把手”对举报者的打击报复现象，为此，整个社会要尽快制订一部“举报法”。

　　第八，权力不要神化，要花大力气防止在党內、在社会生活中很容易出现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现象，尤其是要注意防止对“第一把手”的盲目的、无原则的吹捧，要记住：中国的”权力之绝对化往往是与大大小小 “第一把手”的大大小小迷信、大大小小崇拜联系在一起的。

　　总之，要像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我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