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医院，却因“级别不够”不能住单人病房 【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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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医院，却因“级别不够”不能住单人病房

2017-01-02 看见 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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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说张伯驹，就不得不说张镇芳。张镇芳乃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之内弟。袁世凯当上直隶总督后，让其主管盐政。1915年，他在袁世凯支持下，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这么一位官财两运亨通的盐运使，家庭却很不幸——两子女先后夭折。1904年，张镇芳找有4个孩子的弟弟张锦芳商量，

张锦芳便把长子和幼女过继给了张镇芳。

这个当时只有6岁的长子，就是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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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确实是个好苗子，

7岁入私塾，9岁就能写诗，老先生书架上的书，只要他看过，放在第几行第几本，他都能记住。先生们都称他为“神童”。随后，他进入英国人办的书院读书，毕业后，被父亲送进军阀曹锟、吴佩孚等部，先后任过提调参议等职。但张伯驹十分厌烦从政为官，终不顾双亲反对，退出了军界。从此过上了写诗作画、看戏唱曲的“纨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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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那年，家里替他定了婚。

对方是安徽督军家的千金，张伯驹清高，这位李氏自然无法吸引他。第二任妻子邓韵绮是位京韵大鼓艺人，因酷爱戏曲，张伯驹便娶她做了二房。张伯驹虽然纨绔不羁，但和其他富家子弟的奢靡完全不一样。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从不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结了婚，才知道邓韵绮爱抽大烟，张伯驹不喜，便逐渐疏远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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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在丛碧山房花园内

1927年，张伯驹到北京琉璃厂闲逛。突然，他在一家古玩字画铺前驻了足。“请把这件墨品取出来看一下。”伙计取下写着“丛碧山房”的横幅。“这四个字写得真是苍劲飘逸。”张伯驹一边赞叹，一边看落款。这一看，他着实吃了一惊。“没想到竟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反复推敲无误后，他立马收了。从此，张伯驹就爱上了收藏。自号“丛碧”，并将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母亲为此整天唉声叹气：“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出去做官也不干，只知道花钱买字画。”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DD51.tmp.png▲张伯驹夫人潘素2

张镇芳临终时，握着张伯驹的手道：

“你要支撑起这个家，照顾好母亲啊!”张伯驹这才答应就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北伐战争后，上海逐渐成为金融中心，1935年，盐业银行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因为应酬，张伯驹自然免不了要去风月场所。一次在天香阁吃花酒时，他认识了名妓潘素。潘素生于1915年，乃前清状元宰相潘世恩之后。其母系出名门，从小就教潘素女红与音律。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父亲是个败家子，很快就将家产挥霍一空。继母王氏便将潘素卖到了上海妓院。潘素清秀妩媚，又弹得一手好琵琶。很快成为当红倌人，在沪上有“潘妃”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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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素

一见潘素，张伯驹顿时惊为天人，

才情大发，提笔而就一副嵌字联：“潘步掌中轻，十里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将潘妃比作“赵飞燕”和“王昭君”。才子佳人，顿时一见钟情。遗憾的是，潘妃已名花有主。国民党中将臧卓早已相中潘妃，臧卓得知潘素结了新欢，便把她软禁起来。张伯驹只好托人买通了臧卓的卫兵，趁臧卓离沪办事时，趁机“偷”走了潘素。张伯驹见到潘素时，“她两眼已哭成桃子”。两人立刻逃到北京，迅速成婚。这一年，张伯驹37岁，潘素20岁。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DD63.tmp.png▲潘素《岸容山意》

后来，张伯驹将两笔巨款分给两房太太，

办了离婚手续，结束了复杂的家庭关系。从此，他就专宠潘素一人。“父亲自比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他要把母亲培养成董小宛式的人物。父亲为母亲请来画家朱德甫，让母亲正式拜师，学习绘画。不久又请来夏仁虎老先生，让母亲正式拜师，学习古文。”张伯驹女儿张传彩后来回忆说。潘素天资聪慧，果然成了另一个“董小宛”。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DD64.tmp.png▲潘素《青山红松图》

山水、人物、花竹、鸟兽……

潘素无不擅长，特别是山水，多用青绿，笔法直逼南宋。曾三次与张大千联袂作画。张大千赞叹潘素作品：“神韵高古，直逼唐人，谓为杨升可也，非五代以后所能望其项背。”从此，张伯驹与潘素便夫唱妇随，尽享诗画唱和之乐。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DD75.tmp.png▲夫妻“诗画唱和”作品

3

1937年，张伯驹得知溥儒有《平复帖》后，

便再也睡不好觉了。溥儒是道光皇帝曾孙，恭亲王之孙。此前，溥儒将唐代韩干《照夜白图》卖于他人，致使这件国宝从此流失海外。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平复帖》乃西晋大文人陆机真迹，距今已1700年，比王羲之手迹还早七八十年，是中国已见最古老的书道瑰宝，又是汉隶过渡到章草的最初形态。上面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由此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如果流失海外，将是千古之恨。”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DD76.tmp.png▲《平复帖》

张伯驹委托中间人向溥儒求购，

溥儒回答：可以，20万大洋。张伯驹很沮丧：“没这么多钱。”随后，张伯驹又请张大千说合：愿出6万大洋。但溥儒回答：20万不少。1937年底，溥儒母亲项夫人过世。张伯驹得知溥儒急需用钱，想借机求购《平复帖》。但他又觉得这是乘人之危，开不了口。便请教育总长溥增湘出面：“我先借他一万元。”谁知几日之后，傅增湘把《平复帖》抱来了。“溥儒要价四万，不用抵押。”张伯驹抱着《平复帖》，两眼放光。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DD86.tmp.png▲张伯驹收藏的李白《上阳台帖》

1945年，“末代皇帝”溥仪被俘，

混乱中，不少珍贵文物散落民间，《游春图》被北京古玩商马霁川觅得。1946年，张伯驹得到消息，马霁川欲将《游春图》卖往海外。这一下，张伯驹又失眠了。《游春图》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距今1400多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画作，运笔精到，意趣无限，有“天下第一画卷”之称。被书画界奉为“国宝中的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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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镇馆之宝《游春图》

一天夜里，张伯驹出现在马霁川家。

进门便大吼：“《游春图》可在你手中？”眼看事情败露，马霁川便狮子大开口：“只要拿出800两黄金，画就是您的了。”十几年来，因为收藏，张伯驹已耗尽万贯家财。此前，他刚以110两黄金买了范仲淹的《道服赞》。现在莫说800两，50两他也拿不出。张伯驹只好找到故宫博物院：“你们去买下来吧……”但几日过去，故宫方面毫无回应。迫不得已，张伯驹便来到琉璃厂，看见一家店铺，便走进去打招呼：“有幅《游春图》，有关中华民族历史。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我张某人决不轻饶他。”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DD98.tmp.png▲《游春图》局部

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闹得满城风雨，

自己已无法出手，只好降价让与张伯驹，“你出220两黄金，就给你。”即便大降价，张伯驹还是拿不出钱。一咬牙，他把自己住的宅子给卖了。这座宅子占地15亩，富丽无比，它的前主人是晚清大太监李莲英。据马未都估算，这个宅院若搁到现在，光拆迁就得一个亿。张伯驹拿着宅子换来的220两黄金直奔马家。但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好，要再加20两。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DDA8.tmp.png▲张伯驹收藏的杜牧《张好好诗》

张伯驹无奈，只好回家和潘素商量，

“你卖件首饰给我凑足这20两吧！”潘素不肯，张伯驹就躺在地上耍赖，潘素哭笑不得，只好答应。张伯驹翻身爬起，拍拍土开心睡觉去了。此后，张伯驹一家就搬到了旧宅承泽园。在动荡年代，为避免书画流失海外，张伯驹就这样耗尽了万贯家财。“他收藏保护的顶级书画就有118件。”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DDA9.tmp.png▲张伯驹收藏的范仲淹《道服赞》

4

1941年，张伯驹去上海处理银行事务，

途经培福里时，突然冲出三个大汉，持枪将张伯驹挟持，然后驾车而去。第二天，潘素接到绑匪电话，“交上两百根金条，否则就撕票。”潘素急得直抓头发：“哪里去找这么多金条啊？”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卖画”。于是潘素要求：想见伯驹一面。潘素见到伯驹时，他已多日不食、憔悴不堪。但他却斩钉截铁地对潘素说：“我收藏的那些书画，必须给我保护好。别为了赎我而卖掉，否则我宁死也不出去。”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DDBA.tmp.png▲宋徽宗题李白《上阳台帖》

不准卖画，哪里去筹钱啊？

最后实在没辙，潘素只得厚脸，去找张伯驹以前之旧交孙曜东，孙曜东乃大汉奸周佛海的秘书。一见面就跪下了：“求您救救伯驹。”孙曜东一打听，原来是“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干的。绑匪知道孙曜东大有来头，自己占不到便宜，便把人质送给了伪军浦东头目林之江。孙曜东随即与林之江联系：愿出20根金条。林之江同意了，潘素赶紧凑齐金条送了过去。张伯驹这才得以恢复自由身。“在伯驹眼里，这些字画的价值，远超过自己的生命。”潘素说。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DDBB.tmp.png▲张伯驹收藏的宋代杨婕妤《百花图》，为现存最早女画家作品

但是，谁也没想到，

1956年，视书画重于性命的张伯驹，竟将8件最顶级的书画捐献给了故宫。无偿捐献后，政府欲奖励其20万元，但张伯驹婉言相拒，分文未取。文化部只好给他颁发了一张褒奖令。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耗尽家业收藏，为何又无偿捐之？”后来，张伯驹对一位至交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再后来，张伯驹将余下所藏书画，分批捐献给了故宫和吉林博物馆。“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他在《春游琐谈》里记录了这种心情：“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DDCC.tmp.png▲文化部所颁奖状

后来，章诒和拜师潘素学画时，

在张家宅子四处寻找这张奖状，最后发现，它藏在靠近房梁处，“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于是，章诒和想起在柳亚子家中见到的，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唱和的诗词手迹。“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包括帝王在内的历代收藏，都在《平复帖》上钤下自己的印迹。只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凡经手收藏的人，都以《平复帖》获利，唯独张伯驹倒贴大把银子，无偿献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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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就在无偿捐赠书画的第二年，

为相应“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号召，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提出“要大胆地放，要放手，还要放心”，这下可把张伯驹乐坏了，他立即组织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开始排练戏曲《宁武关》《祥梅寺》《马思远》。做这些事情，张伯驹大有资格，他在京剧界的名气，不亚于收藏界。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DDDD.tmp.png▲张伯驹书画

张伯驹青年时代，京剧正从成熟走向鼎盛，

谭鑫培、余叔岩、梅兰芳等名角辈出。那时文人票戏，是极为风雅的事，而张伯驹，便是文人票友中的票友。他与大师余叔岩的友谊更是一代佳话。“余叔岩平生，只教了孟小冬三出半戏，李少春两出，但教了张伯驹四五十出。”张伯驹就此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李少春等人数次向他请教。”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DDDE.tmp.png▲张伯驹书画

作为京剧票友，张伯驹有三大得意事。

一是与余叔岩合作，编写了《近代剧韵》，总结京剧发展实践，系统介绍了京剧十三韵。二是为推动京剧艺术发展，张伯驹约同梅兰芳、余叔岩等人，于1931年创立了“北平国剧协会”。三是1937年，他组织一大帮名角，举办了轰动全国的河南旱灾筹款义演。演出后不久，日本全面侵华。这次义演，被称为“艺坛最后一次绝唱”。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DDEF.tmp.png▲京剧大师余叔岩

1957年，张伯驹把所有精力投入戏曲排练中。

“他就像战乱时不惜倾家荡产购藏文物一样，奋不顾身地希望挽回传统文化的品质和意境。”不过，他这一次努力是徒劳的。他排练的戏，很快遭到了攻击。“你这是站在封建王朝立场，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张伯驹一扬眉，反驳说：“强调阶级性，便把别的一笔勾销，是不对的。”“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欣赏，陶冶性情。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但最终，他还是被打成右派。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DDF0.tmp.png▲杨小楼

多年后，章诒和参加一个戏曲学术会议，

旁边坐的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当介绍章诒和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时，袁世海无动于衷。当介绍章诒和的父亲叫章伯钧的时候，袁世海立刻回头，握着章诒和的手说：“令尊大人是我非常景仰敬佩的专家，他对戏曲界的贡献是我们这些演员所不及的。”原来，袁世海是把章伯钧听成了张伯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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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张伯驹被打成右派的消息，

传到老帅陈毅那里，他很不高兴：

“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都捐给了国家，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砍我脑壳也不信！”解放后，李济深发起成立了棋艺研究所，陈毅和张伯驹这两个“棋坛圣手”，便在这里相识，成为君子之交。1960年，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赴京开会，陈毅找到于毅夫：“我有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目前境遇不好，能否给安排一下？”不久，张伯驹就收到来自吉林的邀请：“现省博物馆急需要有经验的人才。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于是，张伯驹便去了吉林，担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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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作品

临行时，张伯驹去跟陈毅道别致谢，

陈毅说：“你这样的人都被打成右派，我该向你道歉。”张伯驹笑一笑，潇洒不羁地说：“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难免，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这话，并不是面子话。张传彩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写道：“父亲时常教育我说：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DE12.tmp.png▲张伯驹收藏的唐寅《王蜀宫妓图轴》

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来袭，

这一次，张伯驹成了“现行反革命”。白天，夫妇俩被游街批斗，但晚上，两人依然故我，写诗作画。“父亲这时最喜欢画蜡梅，爱其之坚毅。母亲也由画大幅山水改为画小幅花卉。后来他们将这些画装订成一本花卉画册。”张传彩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写道。面对磨难，张伯驹一直坦然自若，唯有一次，他低下了头颅。那一天，红卫兵将他收藏的卷轴丢到院里焚烧，

张伯驹跪在火旁，不停哀求：“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国家的宝贝，烧了就再也没有了。”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DE13.tmp.png▲潘素《金碧山水》

张伯驹随后被“发配”到吉林舒兰进行劳动改造。

但被舒兰县革委会拒收，嫌年龄过大不能劳动。不得已，老两口只好回到北京。但原来的宅子早已被别人占据，

老两口只好窝居于一间10平米的小屋内。

解放前的张家，仅管家就有10位。

那时的张伯驹，拥有无数书画珍宝。

可现在，他却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一无粮票二无户口，只能靠亲朋的接济度日。可这样的落差和磨难并没让他怨天尤人，相反他却是轻描淡写，一笑置之。1969年到1972年三年间，故交王世襄曾多次去看望张伯驹。“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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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后来在文章中回忆：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对待挫折有句豪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都很想爬起来。可张伯驹不，因为他从来就像没有跌倒过。”这样散淡超逸的个性，正是张伯驹硬度之所在。不论时局如何变化，他都是这样，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过着他的那份生活。后来，著名红学家周汝昌说：“阅读张伯驹，我深深觉得，他为人超拔是因为时间坐标系特异，一般人时间坐标系三年五年，顶多十年八年，而张伯驹的坐标系大约有千年，所以他能坐观云起，笑看落花，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力如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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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72年，君子之交陈毅逝世。

悲痛的张伯驹要求前去吊唁，但由于政治身份，最终不能如愿。于是，他挥泪写了一副挽联：“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山河，永离赤县；挥戈挽日，契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追悼大会上，毛泽东扫视一周后，在这副挽联前停下：“词写得好，书法也好。”陈毅夫人张茜插话说：“主席啊，这是当年捐画的张伯驹写的。”随即，张茜介绍了张伯驹一家现状。毛听后，立即嘱托周恩来安排一下。不久，张伯驹被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工作，潘素也成了中国画院的画师。

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DE35.tmp.png▲张伯驹自创的“鸟羽体”书法

张伯驹万万没想到，

救自己脱离苦海的，就是诗词和书法。张伯驹最看重的就是自己的词人身份：“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张伯驹写的诗词虽未公开发表，但其诗词之好在圈内无人不晓。周汝昌曾下过这样的论断：“以词人之词论，应以南唐后主李煜为首，以张伯驹为殿。此后，很难再产生真正的词人之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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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诗词高手们喜欢在一起打诗钟，

所谓打诗钟：就是悬一丝线，下系铜钱。挨着丝线横置一根线香，香烧到丝线，铜钱就会掉落，如果此时还没按规矩完成诗句，就算认输。打诗钟最考验一个人的作诗才华。一次，一帮文人在一起玩打诗钟。张伯驹抓到“魂、象，六唱”，未等铜钱落下，他已经联成：天末风来群象动，梦边秋入一魂凉。随后，他抓到“唐、水，二唱”：未等铜钱落下，又已经联成：南唐久已轻孱主，饮水何须认后身。南唐指李后主，饮水指纳兰性德。妙语巧思，众人绝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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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钧素好写诗，没事就爱诌吟，

但有一次，他看到张伯驹的诗集后，一声叹息：“不论中国文学如何发展，都不会再有张伯驹！”张伯驹诗词好，书法也妙。他开创了别具一格的“鸟羽体”，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像极了他自由自在、超逸通脱的心性。以狂著称的刘海粟，对张伯驹评价极高：“丛碧是当代文化高原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姐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剧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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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反右”运动中，

京剧演员钱宝森批判张伯驹时，言辞比匕首还锋利。但后来，钱宝森去世后，张伯驹托人带去一百元赙仪，当时，一月伙食费不过十元。有人劝他：不必给这么多，意思意思就行了。但张伯驹坚送一百：“当初他帮我打把子，有过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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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还收留了袁克定十年之久，

袁克定乃83天皇帝袁世凯的长子。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袁克定人见人躲。其家产很快耗尽，生活难以为继。即便如此，他扔拒绝日本人邀请，坚决不去华北伪政权担任要职。张伯驹欣赏其气节，便将他接到自家。“袁克定每次拿到文史馆工资，就欲交给我母亲，但父亲不许收他的钱。说既把他接到家里，在钱上就不能再计较。”这一养就是十年，直到袁195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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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第一大右派”章伯钧死后，

其妻女李健生和章诒和便搬了家。当时，碍于章伯钧的大右派身份，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敢去看望她们。“万万没想到，张伯驹竟是登门吊慰死者与生者的第一人。”张伯驹从报纸上读到章伯钧死讯后，到处寻访打听，拄着拐棍找了一天，才终于找到李健生母女俩新住处。见到张伯驹夫妇，李健生顿时泪流满面：“伯钧相识遍天下，逝后慰问者，你们是第一人。”后来，章诒和在书中这样写道：“张氏夫妇在我父母的人情交往中，不过是看看画、聊聊天而已。他怎能和父亲那些血脉相通的至亲相比？他怎能与父亲那些共患难的战友相比？他怎能同那些曾受父亲提拔与接济的人相比？但人心鄙夷，世情益乖。相亲相关相近相厚的人，如浮云飘散。而一个非亲非故无干无系之人，却悄悄叩响了家门。”这就是张伯驹，不论潮涨潮落，他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这份品质，比他捐献的书画还闪亮。file:///C:\windows\TEMP\ksohtml\wpsDE7B.tmp.png

1982年2月，

张伯驹突患感冒住进北大医院，

被安排在一个八人间的病房内。

病房人多嘈杂，既不利休息，又易交叉感染。

潘素向医院申请，想转到单人间。但被医院拒绝：张伯驹不够级别！过了两天，张伯驹感冒转成肺炎。2月26日，张伯驹撒手西去。事后，有学生跑到北大医院叫骂：“你们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单人间？

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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